史学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认识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并把它载之于文字，以供后世欣赏与借鉴。故所谓史学，不外乎人类历史过程的研究和研究成果的表述两方面；史学方法论，也就不外乎历史研究之法与史书撰述之法两大体系，后者即我们所说的历史编纂学。如同任何一门学科均有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与范围，历史编纂学既然以探讨史书编纂方法为目的，那么，史书编纂的全部动态过程就是其研究对象，这一动态过程所涉及到的其他学科无法解决的特殊问题即构成历史编纂学的研究内容。从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通》，到近代学者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再到当代史学家张舜徽、白寿彝等先生创建新的通史综合体，一千多年来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学人已经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但本世纪下半叶人们更多地关注于历史研究之法，而对于史书撰述之法——历史编纂学，常见的理解往往混同于史书体例，显然这是不全面的。时届世纪之末，对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和挖掘，应该很有必要。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拟对历史编纂学理论体系与范畴作一初步的探讨。

理论来自实践，只要我们对史书的编纂过程作一系统透视，便可发现历史编纂学至少应该包括层次、体裁、义例、程序、语言表述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

史书的编著，首先要注意编纂层次的区别，这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古代学者对此十分重视，曾经把著书立说分为“述、作、论”三个层次，“作”是最高境界，“述”稍次一等，所谓“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1](《礼记·乐记》)，在古人看来是高不可攀的，连孔子也不敢以“作”自概。清代学者焦循解释“作”与“述”的区别是：“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2](卷七)西汉史家司马迁把自己毕生的力作《史记》谓之“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3](太史公自序)“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辑录”。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对此作了比较明确的辨析，认为自己所著“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4](p281)清代学者章学诚则第一次把史书编纂分为纂辑之史(记注)和著作之史(撰述)两个层次，其区别与要求是“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5](p49)当代学者中，业师、已故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所著《中国文献学》一书中，认为从古代文献的内容来源方面去分析，可以将古代文献分为三大类，一是著作，二是编述，三是抄纂。白寿彝先生则在所著《史学概论》中将史书的编纂区分为“编”与“著”，并强调这种区分“有重要意义”[6](p144)，这是当代众多《史学概论》中唯一论及这一问题的。

显然，将历史著述区分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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