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主恕、不妄论与苛求前人，持论公允、不徇私意等，都是史书文风的基本要素。这一点，古代史家极为重视，刘知几、章学诚等人在其所著中均设有专篇加以论述。其次，就是史书语言表述的基本要求或者说基本原则。我们知道，文学写作的基本要求是准确、鲜明、生动、形象等。同样，史书写作也应该有一些共同的原则。就目前所知，史书的语言表述原则，至少有下列四点值得注意：一是准确真实；二是文约事丰，即古人所谓“用简”；三是适当用晦，即语言雅观；四是生动可读。也大致可借用“信、达、雅”三字概括。最后一项便是写人叙事的基本技法，除了众所周知的一些基本方法，比如叙事方面的互见法、提纲法、追叙法、连类法、带叙法，典制方面的纲举目张、分门别类，传记方面的三段式(即先述世系、次叙经历、再论品性)、年谱式等等之外，这方面还可以更多地借助文学写作技法，诸如生动的场面描写、细腻的人物刻画、合理的语言想象、必要的词藻修饰、适度的心理推测等等，都未尝不可移花接木，以作成“飞动”(梁启超语)的史学文章。
在史书编纂的语言表述方面，要想走出低谷，摆脱目前史书可读性差的困境，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史学工作者需要大力提高自身的汉语水平和文学素养。从汉语文学中吸取丰富多采的词汇，从西方文学中学习其句式的灵活多变和语言思维的严密逻辑，则是其中要义。多年来，我们总是强调“史论”的价值和“史观”的重要，片面指责“文人修史”的弊端，严重忽略了“史文”的要求，现在应该到了呼吁文人参与修史的时候了。眼下不争的事实是，许多史学工作者总是乐于招收文学系科毕业的学生为研究生，这样的人才也往往易于拿出成果。这种现象实在值得史学界同仁深思。
既然历史是复杂多变的，生活是五彩缤纷的，人类情感是喜怒无常的，那么，史书的语言表述就应该是生动活泼、绚丽多姿的，就没有理由整齐划一、单调平淡。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历史编纂学中这一最薄弱的环节，如果我们仍然鄙视文学家的生花妙笔，那么，终有一天，史学就可能变成“死学”，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参 考 文 献]
[1] 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焦循.雕菰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 王充.论衡[A].诸子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78.
[5]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 白寿彝.史学概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7] 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 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9] 姚永朴.史学研究法[M].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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