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义例当严谨划一、不可自乱阵脚，如刘知几、钱大昕等史家，均持是说，而章学诚和当代一些史家则主张义例要灵活运用，不必死守成法，笔者以为上述两种主张并不矛盾。以《史记》为例，刘知几等指责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为陈胜设世家，是“再三乖谬”，以为本纪乃为天子而立，世家专为诸侯而设；章学诚等则以为这是司马迁对所订义例的一种变通或叫灵活运用，显然也承认本纪本为天子而设。实际上，通观《史记》全书，司马迁的本意并非以本纪专属天子、世家专载诸侯，诚如张守节所言，“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帝王兴废悉详”，世家“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3](史记正义序)。可见，本纪是专门包举帝王承接、国家兴衰大事的，所谓“某某本纪”，只不过指代某一时期而已。又如章学诚曾称赞《史记》七十列传“名姓标题不拘义例”，认为这是灵活运用义例的表现。实则章氏在这里也许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用后世正史传记的标题义例去衡量《史记》。而对于司马迁来说，其标题的义例就是实事求是、因事命篇，根本不存在专以名姓或字号命题的成规。所以，就《史记》而言，既不存在“违例”之嫌，也没有“变通”之美，其义例本来如此。所谓本纪专记天子、列传专以名姓或爵谥为题等等，都是班固以后千余年形成的程式化义例，不足以规范《史记》自身的义例。总之，笔者以为义例必须谨严一致，而制订义例则贵在立意高远、辩证施治，一旦拟定，不宜轻易违越，否则，会造成一书前后矛盾的弊病。
如果说体裁与史学思想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义例与史学思想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可以说，史家的史学思想是通过义例体现在史书中的，孔子整理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3](孔子世家)这是典型的通过义例来体现作者的史观。当代史学工作者非常强调史家的撰述宗旨或者说史观，实际上，一部史书的撰述宗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义例之中。了解这一点并研究其关系，对于史书编纂十分有意义，一方面，我们编纂史书、制订义例应该立足于史学思想，让义例来体现思想，“寓论断于叙事”。这样，既可避免因袭程式化的义例，也可杜绝无意义的标新立异，更可减少史实叙述以外不必要的政治说教和蛇足之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流传下来的史书义例去发现已逝去的史家的史学思想。
四
史书编纂程序是历史编纂学研究中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寥若晨星。也许因为编纂程序是一个动态过程，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史书编纂者没有也不会把编纂史书的每一项工作程序都列出来附于书后，致使研究者无从得知众多史家的编纂经验和方法。但更为可信的解释只能是人们没有从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编纂程序的重要意义，过分倚重了体与例在史书编纂过程中的作用。
正如建筑一座大厦既需要图纸设计，也需要一个组织施工过程；做衣服量体裁衣之后，还须经历一个缝制过程；体裁与义例，对于史书编纂来说，同样只是一种设计和构想。要使之成为现实，还必须按照一定程序、运用一定方法把史料依据体例编纂成书。建筑施工和缝制衣服需要一定的技艺，编纂过程同样讲究科学的方法。当年司马光之所以能成功地编纂《资治通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创造了一套优良的编纂程序，即所谓先作丛目，次为长编，最后定稿。所以，应该把这种程序方法论作为历史编纂学的一项基本内容来研究。
程序方法论主要研究编纂程序的基本模式、基本原则和方法等。虽然，选题——搜集资料——拟定体例和编写提纲——撰写初稿——修改定稿，这一基本模式可以说千篇一律，大同小异，变化至多发生在先后次序上。但每一步骤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基本原则和方法是什么，却包含不少学问。如选题须充分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度应超过题目范围所及等，都是编纂过程中的重要原则。仅以“修改”这一道工序而论，就有不少方法可讲究。短篇之作宜以一气呵成为佳，长篇巨制则不然，因为长篇写作时间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乃至十几年方始草成。如果等到洋洋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言的大作写成后再事修改，时过境迁，无异于从零开始。故长篇宜分段作业，写完一段修改一段。而修改之法又有即时修改与间隔修改、主题补充与文字润饰、自己修改与求教他人之别等等。所以，编纂过程的每一道工序都有一定的原则和多种方法，编纂史书不可不注意这些“雕虫小技”。
大型史书的编纂程序还应包括如何组织的问题。司马迁的《史记》虽然记载了一千余年的史事，但由于他所处时代史料的缺乏，故只写成一百三十卷、五十余万字的篇幅，且重点在秦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