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汉武帝以前时代。以一人之力撰写这样的篇幅，在竹简时代虽然所需时日很长，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宋代两大史学家司马光与郑樵，都有志于继承司马迁的史学事业，司马光能够根据时势的不同，合理运用组织方式，借用众人合作之力，终于编纂出了《资治通鉴》这样传世不朽的巨著；而郑樵的史学思想与志向决不在司马光之下，却由于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仍然模仿司马迁一人独撰的写作方式，最终只能草创成《通志》这一不朽但远未体现其抱负的著作。惊人的巧合是，在当代史学家中，醉心于司马迁通史事业的学者，南有张舜徽先生，北有白寿彝先生。结果竟如同司马光与郑樵一样，白先生将一批中青年史学家组织起来撰成了千余万字的通史巨著，张先生则以一人之力独撰成荣获中国图书奖、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好评但却远未达到他最初宏篇巨制设想的三卷本《中华人民通史》，其实，他最初拟定的通史体例与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体例大同小异，编纂思想是相通的。这些表明，讲究编纂程序的设计与组织，也是实现史学家史学思想和撰述宗旨的关键因素之一，有关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古代的史学成果丰硕精深，浩如烟海的史籍包含着无数史家创造的优良编纂方法。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除少数史学名著和几部大型类书、丛书外，大量史书的编纂方法尚不为人所知，这是编纂程序方面的理论研究尚待挖掘的一座宝库。此外，编纂手段的现代化，诸如利用电脑储存、检索、分析资料、撰写书稿等，也是程序方法论急需吸收的新内容。
五
史书的语言表述，或叫做文笔，有些学者称之为“历史文学”，且当作与历史编纂学并列的一个问题来讨论，笔者以为这是值得推敲的。
我们知道，任何著作都有一个语言表述问题。史书有语言表述的高妙与粗劣，哲学著作、经济学著作、科技著作等等，同样需要讲究语言表述的优美，文学作品更有文笔的巧拙差异。如果把史学著作的语言表述称之为“历史文学”，那么，其他各学科的语言表述岂不是也要称之为“某某文学”?诚然，史书的语言表述与文学作品的语言表述一样，是以人类社会的人和事物为主要记载对象的，它需要文学手法和文学色彩，需要获得文学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古今学者也曾大声疾呼：“文人不能修史”，因为，史书中的文笔与文学作品中的文笔是不同的，其语言表述方面的要求和原则也不一样。所以，不能由于史书的语言表述要求有文学艺术性而将整个史书的语言表述概谓之“历史文学”，这就像人们需要穿衣服而不能因此把身体也连带称之为“衣服”的道理一样。此外，把史书的语言表述称为“历史文学”，也容易与文学作品中以历史人物或故事为题材的一类历史文学作品相混淆。实际上，“历史文学”这一概念原指的是史书语言表述所达到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艺术水平，而我们却径用它来代称史书的语言表述，这显然不太妥当。如果觉得“语言表述”不足以体现史书的文学要求，那么，笔者以为使用“史书文笔”一语，与“历史文学”相比，似乎更为贴切。
史书编纂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语言表述。恰似一座大厦的主体建筑和内外装修，任何科学的设计艺术最终都要依赖实际建筑和装修来体现，同样，任何高明的编纂体例毕竟要借助优美的语言表述来实现。有史书编纂就必然有语言表述工作；离开了语言表述，就无所谓编纂。语言表述是史书编纂这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主要部分。把史书编纂仅仅理解为体例的制订，实际上等于抽空了“编纂”的基本含义。因此，如果承认历史编纂学的存在，就没有理由把历史编纂的语言表述撇在一边，当作与历史编纂对等的另一问题看待。
史书的语言表述不同于文学写作的地方就在于它既不能虚构情节以示曲折，也不宜浓墨重彩以显生动，但又要求获得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感人效应，即可读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史书的语言表述自有奥妙。对此，历来论者不少。古代史家刘知几、章学诚等史家提出了“尚简”、“用晦”等标准，当代史家白寿彝先生提出了“准确、凝炼、生动”的六字原则，吴泽先生提出了“科学、准确、鲜明、生动”的要求，瞿林东先生则从美学高度提出了历史著作语言表述的“真实之美、质朴之美、简洁之美、动态之美、含蓄之美、力量之美、形象之美”的范畴。
笔者以为，史书语言表述的方法论，至少应包括下述三项内容。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文风或者说文德。文风对于史书写作来说显得比其他任何写作都重要。这是由于史书所载均属真人真事，一语褒贬，贯及古今，牵动生死。如果徇私立言，或妄下雌黄，就可能冤及古人、误传后生。所以，要研究和提倡科学的优良的文风。比如征引明言出处，临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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