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编述”、“纂辑”三种层次或类型，古今学者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这种编纂层次的区分实际上可以有两种角度，一是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划分史书编纂的层次性，目的是依据这样一种划分对不同层次的历史文献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和利用态度，张舜徽先生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另一种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区分编纂层次，目的是根据史书各种编纂层次所特有的原则与规范进行撰述。在当代学者中，唯有白寿彝先生敏睿地注意到了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区分著述层次的必要性。这两种角度的区分都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但目前的事实是，由于多年来学术规范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中，不明确编纂层次的差异性而编著不分的情况相当多，挂羊头卖狗肉、强剽窃纂辑为专著的情况也时有发现，这是极不利于学术创新与学术水平提高的。可见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史书编纂层次提出明确的规范与基本要求，其意义更普遍、更现实，从而更有必要。
二
史书体裁作为历史编纂学的主要内容，无须论辩，人们历来对此寄予厚爱。以本世纪论，有关史书体裁的研究论文数以百计，在史书体裁优劣、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但仍然存在不少含混之处。
所谓史书体裁，是指一部史书内容的基本结构形式。宛如建筑一座大厦，需要预先绘制出总体设计图，体裁就是一部史书的结构模式的总体设计。对此，先贤的认识是比较明确的，当初刘知几曾分史书编纂形式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二体”(编年体、纪传体)；本世纪40年代，魏应麒撰《中国史学史》，分别史籍为“三体”(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四端”(即文化史、传记史、学术史、史评)。这“家”与“体”、“体”与“端”显然是有区别的，但这是一种什么区别呢?当代一些史学工作者似乎没有认真去体会其中泾渭，往往把史书体裁同史籍分类法、史书的性质与作用、文章体裁等混为一谈，以致史书体裁的名目花样百出。其中，有就史书编纂结构而言的，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等；有就史书的文章体裁而言的，如史评体、史论体、史考体等；有就史书文字特点而言的，如记言体、记事体等；有就史书内容而言的，如典制体、方志体等。实际上，刘知几等先贤所提出的“家”与“体”、“体”与“端”的区别是史体分类与史籍分类的区别，也昭示出不能将史体分类与史籍分类混为一谈。史籍分类可以多样化，既可以按照史书体裁来分类，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分类，但史书体裁分类则只能按照史书编纂结构来总结。史书体裁分类也不宜与史书的文章体裁分类混淆不清，如史评、史论类著述从其编纂结构来看大多属于章节体，即使是刘知几的《史通》实质上也是章节体的，只是当时没有这一名称罢了。所以，在史书编纂体裁方面，如何廓清体裁定义的含混，规划体裁的科学分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其次，对于旧史书体裁的评价、继承和创新也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沿袭刘知几、章学诚等古代史家对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旧史书体裁的评价，过分强调了旧体裁的不足之处，以致近现代以来，旧体裁几乎无一例外地摒置不用，而又无法创造出更为科学的新体裁，于是仅有源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章节体一枝独秀。现在看来这是很不可取的。实际上，无论是编年体将一件事分散记载在前后数卷、前后相隔几年乃至几十年，以至事件首尾难以一目了然，还是说纪传本“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7](p28)等，都只是从读者个人角度去考虑的一种求全责备，忽略了体裁所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功能这一基本前提，而事物的价值总是最充分地体现在它的功能方面的。每一种史书体裁都是适应时代的不同需要而产生的，都有其历史的适应范围和层次性，也有其力不从心的一面。比如，纪传体作为封建社会一国一族或某一时期的全史体裁，是理想的，因为它满足了全史“包罗无遗”的需要，但如果作为历史教科书的体裁就显得臃肿琐碎了；而章节体作为历史教科书的体裁，是适用的，因为它符合教学上“融会贯通、提纲挈领”的要求，但事实已经表明：它无法容纳一国一族或某一时期多层次、多样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作为国史体裁，显出十足的“胸怀狭隘”。所以，任何一种新史体的产生，都不能笼统地说优于旧史体，它弥补了旧史体之短，也许同时失去了旧史体之长，历史上纪传体之对于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之对于纪传体，章节体之对于编年、纪传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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