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连皇帝这关都过不了；要么竭尽吹捧之能事，捧得连皇帝也不敢看。国史达到如此境界，功当首推这些帮闲监修。其三，史馆大权在握的那些假内行，虽然才识有限，但决断欲望却很强，热衷于用自己臆想出来的“条章”限制史官，乃至史馆外的高官都可以凭自己的官品盛气凌人地批评修史，指责史官。当然，如果监修们真能在修史事务中为史官提出些指导性的意见来，偶而独断一回也算不了什么，问题恰恰在于这些监修既无点墨指授修史者，又不肯放弃自己的权力。受害的只能是官修史书了。往往是史官尚未提笔，“一国三公”的干扰已提前到来了，从而使史馆修史主体的史官没有了自己的头脑。对史馆内外行领导内行的错位现象及其产生的后果，唐代著名史家刘知几大为不满，称其是“首白可期，而汉青无日”。
第二，忠君为上，政治取士。平心而论，唐初史馆取士还是颇具史学眼光的。这恐怕与唐太宗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胸怀有关。所以唐初要求史官不但要有政治和史学的素养，“言论慷慨，冠乎终古”，而且还要“文藻宏丽，独步当时”，具备文学家的功底。这时那些渴望用自己的才智报效国家的知识分子来说，史馆可谓是一座通达彼岸的桥梁。
当时精通儒术成了史官入馆的首选标准。这自然是由于精通儒术者一般个人素养较高，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都具有政治头脑，忠君思想牢固。依靠这种人修史至少可以杜绝与统治者利益离德的现象。况且，每每改朝换代，社会上便涌动着一批企图寻求自己新的位子和依附的读书人，他们到处吟唱：“儒生心事良独苦，皓首穷经何所补？胸中经国皆远谋，献达何由达明主？”史馆藉此收罗一批专业子弟兵何乐而不为呢？
及至后代，所谓的“慎选儒臣，以任分修”几乎成了封建政治的代名词了。史馆选士看重的不再是个人的素养，而是其政治的信仰了。诸如五代那种虽才智一般，但“议论刚强”，能够在修史中以“圣朝功德”为本的读书人，或者像明朝那样“论及政事，洋洋千言”，“虽述前代之设施，大意有助于人君鉴戒”的儒生都是有希望入主史馆的。
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因素，如家世、出身也成了史馆监修们选士的必需条件。唐初的姚思廉，因其父亲是隋朝太子舍人、秘书丞，有过编书修史的经历，他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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