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那些阿谀奉承之士或许是一个机会，但对那些直笔良史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抉择。当时之史馆已非唐初所能比，秉笔直书、不隐善恶被人称为“务于华而忘其实，弱于词而弃理”；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则被视为有偏激情绪，专论“朝廷得失”。连那些由科举入主翰林史职的人，如明朝的焦肱竟因“性复悚直”，将对朝廷的不满付之于言论被解除了史职。而像明朝谈迁那样，苦心积虑几十年编成一书又非常人所能忍受。读书人几乎失去了选择的余地，百般无奈之中只有放弃文人的清高和史家的独立去依附政治了。 

“一切唯上”的修史规矩 

    从史学发展来看，前四史各“成一家之言”受到人们的赞誉。唐后，正史为各代史馆专修，这种赞美之声却不多见了。原因很简单：史馆所修的正史已成了只说帝王一家之言的官样文章了。这种做法虽然与司马迁的本意大相径庭，但却因能体现君主思想和监修意图而被历代史馆奉为信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切唯上统治了史馆的所有修史领域。 

    第一，限定修史范围。史馆修史任务中以国史修撰最为责任重大，而国史的主要史料来源就是起居注和时政记。这类史册原本为史官专事记录，待皇帝死后再编为国史。史官的这种特权是任何人都不得干涉的。但自史馆建立之后，史官的特权却受到了帝王和史馆的双重干预。无论唐太宗、明太祖还是其他帝王，表面上都赞成史官“是非善恶皆当明白直书”，可是，一旦史官真的秉笔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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