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裁决史料取舍。史料取舍原是史官修史的一项基本功，但自从监修们在史馆内提倡忠君为上以及以政治取士的思想后，史料取舍变变成了气味很浓的政治活动了。例如唐修晋史时社会上尚有１８家晋书的本子，但到了《晋书》修成时，民间已见不到这些本子了。清修《四库全书》征书１２０００余种，但到修成时约近万种书籍被悄悄处理了。被毁掉的史书当然是因为“毁誉任意，传闻异辞”，与史馆的一切唯上有“抵触之处”。这其中有些消失可能属于史家正常消化史料。宋朝司马光修成《通鉴》时竟销化了整两书屋的史料。但这种正常消失里还是包含了必然的非正常消失史料的因素，试想司马光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抵毁封建政治秩序的史料塞入专供皇上看的《资治通鉴》中吗？显然不能。可见所谓的裁决史料的取舍，同样是为一切唯上式的修史服务的。 

    第三，划一史书体裁。唐初史馆撰修《晋书》后，曾为《晋书》的笔法和体裁着实兴奋过一阵。作为官修第一部正史，既语言华丽，又师法两汉书体例已经是很不错的了。但是，如果浏览一下唐之后史馆所编写的正史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体例、笔法都与《晋书》大同小异，毫无时代特征和史家特色。同样的划一体裁也表现在史馆所修的典志体、会要体史书上。作为首创者五代史馆的王溥确实功不可没，他在唐人苏冕的基础上推出了以帝王、礼、乐、学校、民政、食物、外国等１５个门类的新会要体史书。但遗憾的是，他的创新仅仅唤来了一批因循仿效者，这以后出现的一系列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五代会要》、《宋会要》、《秦会要》都没有跳出他的窠臼。可见，对于制造中国乃至世界上唯一的文化奇观——千人一面的廿四史，划一史书体裁确实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不能不看到，划一体裁的作法，使中国史学失去了许多向西方史学靠拢和接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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