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八年的特科——博学鸿儒在当时颇受瞩目，在清朝历史上也堪称盛事。当时录取的五十名博学鸿儒全都进入《明史》馆，纂修《明史》是博学鸿儒参与的最主要的集体活动。征召博学鸿儒特科，本是清统治者为了笼络汉族士人、稳固统治的有力举措。而让这些博学鸿儒纂修《明史》确为妙招。一方面，鸿儒们进入史馆，“位”和“职”都很恰当；另一方面，开局修史是抚慰士人心灵、缓和民族情绪的最佳药方之一。受到遗民情绪的感染，鸿儒们将修史作为经世致用的一个途径，带着强烈的责任感，不辱史官之使命。清廷的权宜之计，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 鸿儒收集史料的贡献 

　　史料是修史的基础。明代《实录》几经删改，各种野史、家乘、笔记记载失实，尤其是明末天启以后，《实录》缺载，不少问题众说纷纭。适值明清易代，许多触犯民族忌讳的史料未能名正言顺地采掇。鉴于此，鸿儒馆臣大胆要求不避忌讳、收集史料。总裁徐元文上《请购明史遗书疏》，请求“征遗献”，聘请明代故老，使李清、黄宗羲、曹溶等故老遗民，各上所著之书。潘耒上《请广秘府书籍以光文治疏》，请求悉访民间记载、奏议、志状之流上之史馆。朱彝尊在《史馆上总裁第二书》中提出“史馆急务，莫先聚书”，他建议让众多馆臣尽力搜索资料，互相考索，分类编目，或者让地方官负责收集，送交史官。  

　　纂修《明史》初期，康熙帝政策较为宽松，接受了史臣广徵文献的建议，不拘明朝遗老，不避忌讳。于是，馆臣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求书、购书的行动中。毛奇龄向遗民史家张岱请求将所藏资料借给史馆。黄宗羲也通过官抄、捎带和自献为《明史》馆提供了大量史料。在修史过程中，史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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