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儒欲修成天下公书、一代信史，必须核清事实、秉笔直书。潘耒受到其兄潘力田、业师顾炎武的影响，尤其重视考核史实。他提出对于所利用的史籍、资料要加以考证、辨定是非、核其虚实，参酌众说；对于“建文出亡”一事所涉及的史料《从亡录》反复申说，一一辨驳可疑之说。许多馆臣都很谨慎，不轻下断言，以疑存疑。毛奇龄在史馆时曾起草四川成都府郫县知县赵嘉炜死事一传，已上交验收，一年后，他发现该传有失实之处，经再三研勘，核实诸书，便上书总裁暂悬其事、以俟再考。  

　　针对野史及《实录》的失实，博学鸿儒认真辨析；对明亡原因、大礼议等问题都深入思考和考证。可以说，博学鸿儒修史是在顾炎武、黄宗羲的史学思想指导下的实践，他们注重考证、注重真实、以疑存疑，将自明代中期以来的考据方法用于纂史实践，体现了由顾炎武向乾嘉史学过渡的特征。  

四、《明史》初稿之独特价值 

　　康熙二十二年左右，十六朝纪传之稿基本完成，次递上呈史馆；史志则脱稿较晚。鸿儒修史主要集中在康熙二十九年之前，尤其是十九年至二十四年之间。鸿儒所纂应为《明史》初稿。鸿儒所完成的初稿，应该说是后来几稿的基础。万事开头难，鸿儒史臣在《明史》材料的全面搜集、编纂体例的初步设定、材料的考核等方面做了大量艰苦而富于创新的工作，后来的修改者都是在此基础上增写论赞、论定是非、分合传目、删改传文、润色词章的。应该说，鸿儒所纂《明史》初稿在最终的《明史》中的分量不轻。

　　鸿儒史官在史学思想上，具有以往封建史家所固有的纲常伦理道德规范，讲究编史的“道法”，看重“春秋大义”，这使他们有公正平实的史观；在思想感情上，他们和遗民史家走得很近，具有一定的史学经世的意识，对于可能影射明清易代的诸多问题具有敢于揭示历史真实的良知。从史家观点立场、思想感情上来说，鸿儒史臣是清初遗民史家与正统《明史》纂修官之间的过渡，《明史》初稿也就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不过，鸿儒史臣也有很多无奈，笔柄最终控制权不在他们手中。除开文字狱的阴霾对清初史学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外，康熙帝通过对封建史学思想的采用和改造，形成了清朝的史学“公论”，淡化了人们的故国之思。清初遗民史臣的那种经世史学思想逐步消失，从鸿儒史臣的原稿与后来的《明史》稿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窥见其中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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