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书体例的学术争议 

　　开馆后，鸿儒认为以往私家修史强于官修的原因就在于体例的统一，为了尽量避免官修的诸项弊端，强调应充分重视体例。开馆逾月，未见颁示体例，朱彝尊便迫不及待地上呈《史馆上总裁第一书》，指出“盖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缪”。鸿儒注意到明代有许多前所未遇的情况，朱彝尊指出“历代之史，时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并特地指出明代与前代有异的众多问题，“劝立土司传，以补前史所未有”。汤斌主张本纪当效法《宋史》，因事定例，简而有要，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原则。  

　　《道学传》的设立与废除，是史馆中争论的焦点。是否设置《道学传》涉及对王学的定位，故《道学传》的废置，实际上是思想史上的争论在《明史》编纂体例中的体现。当时，《明史》总裁徐元文、徐乾学兄弟深刻领会到了最高统治者尊程朱、贬王学的意向，主张设置《道学传》，把他们认为是程朱后学的人收列进去，而王学及其末学则置于《儒林传》。但史馆内外大多不同意设置，且角度和立场各不相同。后来，黄宗羲所作《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由汤斌出示史馆中人。黄氏对徐氏兄弟的《修史条议·理学四款》一一驳诘，最终促使徐氏兄弟放弃设置《道学传》。  

　　鸿儒关于修史尚有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思想，如建议不立年限、从容编纂，天文、地理等专业性较强的志传，要请专家分任、检阅等，这都对当时的修史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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