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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一)

时间:2009-7-24 13:46:48  来源:不详
,失败后,又试图说服鸠摩罗什这部大乘经对于一个像他这样的智者来说,根本毫无用处。[55]由于这段文字中时间地点和经典名字都言之凿凿,所以现代研究者经常忽视这个故事中的超自然成分,反倒常常因此强调《放光经》流传到龟兹的时间以及鸠摩罗什和这部经典的关系等等。[56]但如果我们愿意放弃这种简单实证的史学手法,而将这个情节置于整个传记的结构中来看,那么将会发现,出于种种考虑,慧皎将佛经内容与传记叙事这二者之间的众多关联巧妙地编织在了文中。在能够完全弄清他将这样一个超自然事件插入叙述的目的之前,我们需要先考察一下这一情节可能的来源。
  在僧睿为鸠摩罗什翻译的《大品般若经》(《放光经》的另一译本)作的序中,他称赞鸠摩罗什“慧心夙悟,超拔特诣,天魔干而不能回,渊识难而不能屈”。[57]这段文字中的“天魔干而不能回”和上面这部分叙述之间的关系以往注意到的似乎只有读书细致过人的陈寅恪先生。他在读《高僧传》的札记里就指出僧睿序中的这句话就指的是魔在龟兹蔽《放光经》之事。这么说的话早在罗什生活的时代,他遭遇魔波旬一事就已经在流传了。[58]这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有可能,但是另一种情形更有可能。那就是僧睿这一表达所利用的素材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要容易获得得多——它正来自于他为之作序的那本经书里。事实上,《放光经》及其他般若經的核心主题就是魔波旬试图迷惑信仰者,而后者通过坚持诵读和受持《般若波罗蜜多经》而取得了胜利。[59]僧睿只是顺手用了这一主题作为典故放在序中,以之作为一种文学性的比喻来形容所译的经典与译者及其信仰之间的关涉。但这种指涉却给了后来像僧祐和慧皎这样的史家以某种灵感,对其加工而敷衍成了一个关于发现和钻研《放光经》的故事。[60]  从这些联系来看,这个情节构成的基础并不存在任何历史依据,但它的关键要素却被精心地挑选出来,搭建成为鸠摩罗什的宗教之旅的一个主要转戾点。中古佛教史家之所以选择发现《放光经》来突出这个转戾点,理由不难追寻。鸠摩罗什尚在世的时候,他对般若波罗蜜多经文的奉信和精通就已经是公认的事实。[61]而最迟至五世纪中期,对这部经文的翻译也已被看作鸠摩罗什一生中的最高成就。[62]当时中土的僧人认为这部经典及其为这部经典作注的《大智度论》构成鸠摩罗什学说观点的基石。通过将他与魔波旬相遇、并最后取得胜利这一经历和这部经书的核心观念联系起来,僧祐和慧皎再一次表明,鸠摩罗什是当之无愧的般若波罗蜜多的真正大师,同时他的译文的权威性也得到某种神圣的认可(sanctification)。
  在慧皎笔下,这个情节本身还有另一层转折。从叙事的顺序上看,这一情节是在鸠摩罗什和他的母亲进行了最后一次交谈之后发生的,而且他的母亲也离开了龟兹去了天竺。[63]上文已经提到过这最后一次谈话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必须再次回到这个问题。慧皎对事件次序的这种安排,可以说是揭橥鸠摩罗什精神与心理发展轨迹的一次有创意的努力。正是这种安排让读者得以确定这位大师获得其宗教精神上的独立的确切时刻。在此之前,鸠摩罗什还是一个受到精心庇佑的天才。他固然聪明绝顶,但犹如温室中之花朵,未经考验,而且也缺乏人生的终极目标。随着他母亲的离去,此刻他必须依靠自己的毅力来坚持。罗什与魔波旬之间的斗争就是对其定力大小、成熟与否的一次考验。而慧皎已经告诉他的读者,罗什早在沙勒时就已学了《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这些中观派最核心的典籍,从识的角度来说,他早已经掌握了他日后所提倡的空观学说,所以慧皎通过这一情节所力图表现的,与其说是鸠摩罗什思想所达到的进一步的深度,毋宁说是他精神层面所达到的进一步的深度来得贴切。这才是他真正觉悟的一刻(moment of enlightenment)。这一刻的到来发生在他向她母亲作出承诺要为宣扬大乘而献身之后,因此他一生在佛教史上的定位也由此确立。难怪慧皎非得让他的母亲从他的传记中先行消失不可了。
  此外,魔波旬这个情节也似乎暗示鸠摩罗什坚定他要发扬大乘教义的承诺时,情感上所可能产生的挣扎。对佛教早期寺院主义以及大小乘关系演变的研究有巨大贡献的葛瑞高利·绍本(Gregory Schopen)就很敏锐地注意到,到五世纪时,“不退转(avinivartanīya 阿毘跋致或阿惟越致)”的观念已经成为大乘教义之要旨。当时在印度和中亚的大乘的信徒处在部派佛教僧团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他们的信仰受到保守的主流僧团的嘲笑,他们所信奉的“大乘”经典的合法性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所谓“大乘非佛说”。所以在感受孤立和怀疑之时,这些作为少数派的大乘信徒只能“立定脚与他捱”以等待“终须有胜时,胜时甚气象”的一刻来临(借用朱子之语)。同时不得不采用充满战斗性的激烈言词来贬压对手,并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辩护。在诸如《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即《小品般若波罗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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