迨至清末，中国统一又面临新的考验。

   庚子八国联军侵华，北京陷落，慈禧太后偕光绪仓皇出逃西安，立足未稳，即下诏自责，指示与各国谈判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注：《清德宗实录》卷四七七，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其卖国嘴脸暴露无遗。尔后，排满革命风起云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立于日本东京，宗旨首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注：冯自由：《记中国同盟会》，载《革命文献》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影印再版。）。“驱逐胡虏，恢复中华”是明太祖朱元璋号召汉族民众推翻元朝统治提出的口号，（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而革命党人旧事重提，清朝统治者自然会感到前景堪忧。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廷统治岌岌可危，隆裕太后连续召集满蒙王公参加的“御前会议”讨论清帝是否自动退位及相应的优待条件。当年十二月隆裕太后懿旨授袁世凯全权与民军方面谈判条件，该懿旨称：“现在时局阽危，四民失业，朝廷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贻万民以实祸。惟是宗庙陵寝关系重要，以及皇室之优礼，皇族之安全，八旗之生计，蒙古、回藏之待遇，均应预为筹画”（注：《宣统政纪》卷七十，宣统三年十二月己酉。中华书局1987年版。）。必须指出，与满蒙上层统治者自身利益密切联系的还有，蕴蓄数千年、得来不易的中国统一大局会不会“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当年十月十一日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上层王公贵族在沙俄策动下已宣布独立，随即宣布建立“大蒙古国”，（注：苏联科学院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编：《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第215—218页。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提供了国家面临瓦解的现实例证。清廷在谕旨中也明确表示了对国家分裂的忧虑：“共和政体，列邦有行之者，惟中国幅员寥廓，满蒙回藏及腹地各行省，民情风俗，各有不齐。是否能收统一之效，不至启纷争割裂之祸？”（注：《宣统政纪》卷六十五，宣统三年十月丁酉。） 当时内外矛盾千头万绪，错综复杂，但没有任何一件事体可以超越反映中国各族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国家统一问题。所幸这一重大问题很快得到妥善解决。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懿旨宣布清帝退位：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注：《宣统政纪》卷七十，宣统三年十二月戊午。）
    清朝皇帝自动退位换来的民国方面的优待条件除皇室外，涉及满蒙回藏各民族的有：与汉人平等；保护其原有之私产；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注：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八册，第1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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