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迈向近代的“剪”

    及至近代，辫发问题又因时代的嬗变而成为历史的焦点，相对于既往的历史，辫发问题的背后是更为复杂而隐晦的文化、政治象征意义。
    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近代以来却面临着“自表异于诸文明国之外”而被视为“夷狄”的局面。西方人称中国人为“半开化”，缘于辫发。在国外，中国使臣、留学生、华工及商民常因辫发而受辱（注：参见李承基：《第二故乡》，自印1997年版，第91页。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中国留学生的长辫子，被外国人称作“拖尾奴才”、“豚尾奴”、“半边和尚”等等（注：邹容：《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62页。），遭到侮辱和耻笑。“国粹”成了“国耻”，于是，一些留学生将垂在脑后的辫子或盘起来，或干脆剪去。
    留学生处理辫子的方式有所不同，隐含着对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许多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学生就不得不留着辫子，并用帽子盖着，被人们称之为“富士山”。这些人多为保守主义者或想回国后在政府谋个一官半职的人。而剪掉辫子的学生就有所不同了，既有叛逆的“无辫仔”（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一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2页。），也有些人不是。晚清剪辫与剃发、蓄发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人们不再更多地考虑国内民族、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成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而采取的一种行为。辫发成了“落后”的标志，剪辫就具有弃旧从新的味道。尽管如此，清王朝还是将剪辫子这种大胆行为看成是反叛。所以很多剪了辫子的留学生回国后不得不又装上了假辫子。
    专为归国留学生装假辫的专家与清初的理发匠虽然都是为了使男人的脑后有条辫子，但却满足着不同的社会需要。理发匠是为了使辫发代替束发，由此帮助确立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假辫专家则是使象征新时代、新制度到来的短发暂时隐藏起来，向传统的辫发表示屈服。可见辫发作为政治符号，至晚清仍居于发式的主导地位，象征着清王朝统治稳固。
    可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也必须现代化，剪辫似乎势在必行。人们越来越感到辫子给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争斗时易被捉；行礼时不便脱帽；健身时不便锻炼；勤洗费时间，不洗又不卫生，还会传播疾病。长长的辫子不利于机器化大生产，不利于近代军事的发展，不利于对外交往。人们感到剪发取代辫发将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然的趋势，“剪去辫子”的呼声日多。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都提出了剪辫的主张。
维新派将剪辫作为破除旧俗和社会启蒙的一部分，与强国强种联系起来。康有为指出：“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注：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戊戌奏稿》，载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3辑，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可见在维新派的心目中，辫发是一种落后的风俗习惯，既不利于机器生产，又不利于执枪跨马，还会阻碍富国强兵之路，因此需要改良。这反映了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保国、保种的急切心情。辫发与女子的缠足一样成为“落后”与“积弱”的象征，维新派所竭力呼吁的男子剪辫与女子放足，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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