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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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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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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的目的在于国家的富强和指向救亡。作为身体标志的辫发承载了强国强种的政治重任，又与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息息相关。
革命派提倡剪辫的动机，与维新派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与维新派不同的地方，即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冠服徽识，是民族的外部特征之一，常与民族精神相联系，望之而民族观念油然而生。清朝强令汉族和其他民族剃发蓄辫，是满族统治集团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罪行之一，革命要唤起人们对这一罪行的仇恨，以便激发出更大的反满热情。因辫发而腾笑五洲的奇耻大辱，乃是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者所造成的，是反清革命的动因之一。于是，剪辫成为争取“出奴隶之籍，脱牛马之羁”的人们斗争的目标。革命者以此作为激发人民排满情绪，投入反清革命的有力手段。《黄帝魂》中刊载了《论辫发原由》一文，写道：“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洲之形状，举此累赘恶浊烦恼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后彼之政治乃可得而尽革也。”（注：张枬：《论辫发原由》，原载《黄帝魂》，《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748页。）
显然，时代虽然变化，但是作为民族认同与文化记忆的辫发问题，却贯穿了有清一朝。就像清初剃发是归附清朝的标志一样，清末剪辫与否，也常常成为人们是否拥护革命的一种表现，人们往往“以去辫不去辫，为尊王、革命两党之一大标识”（注：匪石：《野荻一夕话》，《浙江潮》第2期（1903年3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83年再版。）。革命党人视剪辫为身体解放的第一步，而清王朝也竭力反对剪辫，剪辫者即为革命党之流。在1905年，当端方、戴鸿慈等出洋考察宪政官员回国“奏请官员剪发之折，两宫深滋不悦”（注：《要闻》，天津《大公报》1906年9月10日版。）。此后不久，“戴少怀侍郎召见时，面呈削发之利便，皇太后但笑而不言，未蒙允许”（注：《要闻》，天津《大公报》1906年9月10日版。）。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更是将剪发同革命谋反联系起来。发辫成了双方尖锐矛盾、斗争的集中的身体体现。不过，剪辫易服之潮流自1910年开始汹涌而来。1910年冬，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等分别提出剪辫易服的议案，经资政院议决通过。而在种种压力面前，武昌起义不久，清政府下达了一道谕旨，承认了剪辫易服运动，谕旨云：“资政院奏恳请降旨，即行剪发，以昭大同一折。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注：《清实录》宣统三年十月下。）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使剪辫得以全面开展。湖北军政府成立次日，即发布《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历数辫发为清罪状之一，并立即颁布禁止蓄辫文（注：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剪辫与否成为革命与否的最为明显的外在身体标志。由于剪辫成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对各阶层的要求有所差别。11月上旬，由都督府传谕军、警、政三界人士：“近日剪发者固多，阳奉阴违者实繁有徒。从初十日起，三日之内，由各长官调查，一律除去发辫；否则革除，听其自便。”又规定各机关职员蓄辫者没收证章；军队士兵不剪发辫者不发月饷。有几天还特设检查哨于各城门，蓄辫者不得出入（注：贺觉非、冯天瑜：《辛亥武昌首义史》，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3页。）。对平民则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认为“既于商民无碍，而限期在本年之内，尤非操切可比”（注：《内务部关于剪发不易服等奉批议复事申复黎都督文》，《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页。），故一般商民仍多观望。直至1912年1月3日，乃制发国民执照，交保安总社转发各分社，劝令商民一律剪发，听者予执照一张，以免入城门时受军警盘诘，一方严令警士干涉，勒令剪去。为此，“士兵携带剪刀，阻拦行人，强行剪发，所剪下之发仍交还本人”（注：《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情报》第58号，《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可见，剪辫主要是作为政治革命的一部分而被推行。距“剃发令”266年，距“蓄发令”60年，又出现的这道影响深远的“剪辫令”，虽然仍很严厉，但没以死相挟，可响应者却较前两次为多。“未及三日，武汉之头颅一新，各属遂以不令而行矣。”（注：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下册，武昌久华印书馆1948年版，第69页。） 通过努力，在首义之区尽管不能断言辫发已肃清，但敢于明目张胆摇着辫子横行街市的人确实少多了。而在上海，甚至出现了数千人集体剪掉发辫的壮观景象（注：《上海时报》，1911年12月17日。）。大势所趋，时代潮流愈发不可阻挡，清政府最终在1911年12月7日准资政院请，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综览晚清时期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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