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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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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6: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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辫发的发展，可以看到，随着现代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剪辫被逐渐推广开来。这种演变本身就承载着复杂的历史前行，因而剪辫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当辛亥革命使一根根辫子落地后，却又有张勋的辫子军复辟，遗老遗少们拖着真辫子与假辫子弹冠相庆；还有人头戴方巾，身穿明代的古装，腰佩龙泉宝剑招摇过市。这些有关发式服饰颇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其实反映的是辛亥之后社会心态、政治态度与文化观念的混杂性。围绕着是否剪发易服的背后其实是身体如何现代化、世界化的问题。遗老遗少则从文化方面考虑，认为辫子乃是中国的“传统”，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割裂的，剪发乃是西式的生活风俗，不足效仿。富有历史意味的是，清末民初被文化上的遗老遗少所坚持的辫子，在二百多年前正是被明末清初文化“遗民”所激烈反对的。这一历程本身体现的是有清一代的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在中西二元对立大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逐渐得到加强。
由此可见，剪辫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并行。它的每一次发展都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重大进步。由维新变法时期的“奏请断发易服改元”，到革命派“华服剪辫会”等民间团体纷纷成立，即是明证。可以说，这种势在必行的改变既是中国与世界外交礼仪从冲突到趋同的进步过程，又是中国半殖民地不断深化的屈辱过程，更是传统中国在世界文明浪潮冲击下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此外，随着革命和时代的变化发式也发生了新的转向。剪辫运动由全国各地兴起而后推动京畿地区，京畿地区的民众推动清政府。这种由下而上的推进过程，也正代表了中国的革命进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且，剪辫令所造成的流血牺牲远比剃发令和蓄发令要少得多，也反映民主共和时代政治上的进步性。
从横向来看，剪辫同时也是个人政治态度的反映。湖北新军的官兵在举起武昌起义义旗之前剪了辫子，以无辫为革命标志。章太炎不满于唐才常等人的勤王主张，就用“割辫与绝”的方式表示与改良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也都以剪辫为革命的先行。康有为几次政治态度的变化也同他在剪辫问题上的摇摆紧密相联。1898年，康有为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请求皇帝率先断发易服，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起点（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8—369页。）。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袭来时，他成为了保皇党，反对革命。1912年，他给逊帝溥仪上书，追悔戊戌上书时说的话，表明当时想剪辫易服是不得已而为之。时过五年，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暂时“寒流”，他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竟想留发重梳辫子了。从剪辫到蓄辫，表现了他思想政治立场的一种转变。到了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处在辫子军保护的小朝廷中，蓄着不足六七寸的辫子，已经成为了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守旧派。辫子的去留俨然已经成为政治态度的表现，由此可见辫发在清朝历史中深重的政治意味。
相对而言，民国初年留辫的人多为政治或思想保守者。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以保留辫子表示对清王朝的怀念与忠诚，他们甚至梦想清室复辟，这可以辫帅张勋和他的辫子军为代表。也有一些普通民众出于一种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一时看不惯短发。遗老辜鸿铭觉得自己留的那条稀疏的花白头发编成的辫子仿佛是中国几千年道统的象征。还有的人已经把辫子当成自己身体、乃至生命的一部分，不舍得剪掉。在浙江海宁乡下，“镇上茶馆里，就有五六个年轻朋友，专门乘人不备，代人剪辫，惹起许多口舌。有的人辫子被剪掉了，抱头痛哭；有的人破口大骂；有的人硬要剪辫子的人赔偿损失”（注：严谔声：《剪辫子》，《新民晚报》1961年10月11日。）。另有一些人怕剪了辫子要穿洋服，“以夷变夏”，所以排斥一切外来事物。此外还有人怕皇帝再坐龙廷，会杀无辫的人，所以对剪辫和革命持观望的态度。
总体而言，由于辫发在有清一代蕴涵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含义，因而对待剪辫的态度是衡量个人思想态度的外在标志。可以说在20世纪初的中国，辫发所引出的种种问题，就如多棱镜般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各个阶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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