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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活动中应有地位与作用的肯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安妮的自信心。在这个基础上，安妮家庭私人聚会的内容又转为鼓励和参与马萨诸塞正在进行的宗教改革运动。如，安妮在聚会上引用《圣经》赞同威廉斯、科顿和惠尔莱特的教义，指出，只有他们宣讲的教义才是正确的，当权牧师约翰·威尔森派的教义是错误的，并反对波士顿当局驱逐威廉斯和打击惠尔莱特派。从家庭私人聚会的效果来看，安妮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充当了“女牧师”的角色。因为家庭私人聚会规模的扩大、层次的增加和单一性别结构的改变，就是安妮宣讲其教义的结果。另外，安妮由聚会召集人变为聚会的主要发言人之后，常常要站在高凳上向众多的听众演说，并且还主持一系列祈祷仪式，与上帝进行内心的交流，并接受启示，这些都表示安妮在进行有限的传教活动。而且，安妮的布道还通过聚会者传播到外界，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影响了许多人，尤其是妇女追随安妮，以至在马萨诸塞一度出现了妇女攻击牧师，仿效安妮布道和进行预言等现象。安妮的同代人爱德华·约翰逊说，柔弱的女性将安妮树立为一个“牧师”，然后蜂拥尾随[1] (p. 39)。安妮的反对者和审判者之一，牧师休·彼特嘲讽安妮选择作一个“女传道士”来树立她行为的榜样，“你宁愿作一个女传道士而不愿作一个女听众”，目的是为了“迷惑”更多妇女[4] (p. 383)。莱尔·科赫勒认为，“安妮选择作……‘女传道士’，是为了树立女英雄的形象”，“一个坚强女英雄的榜样是认可个人力量所必须的”[1] (p. 42) 安妮从行动上挑战男性的权威和介入男性公开的宗教与社会斗争，这也是安妮要求女性发言权与参与权的重要表现。她不顾科顿劝告她“在这里闭上嘴巴是明智的做法”[5] (p. 87)，在禁止妇女发言的教堂上讲话。尤其是，在威尔森起来布道时，她勇敢地离开了教众会，以示拒听。1636年夏，亨利·文当选为殖民地新任总督后，安妮利用他和科顿的力量，联合她的追随者拥护惠尔莱特取代威尔森出任波士顿第一教会牧师。此举给威尔森以很大威胁。不得已，威尔森发表了一个“不可避免的分裂危险”的演讲，得到温斯罗普等殖民地上层人士及官员的支持，才保住职位。1637年3月当温斯罗普的法庭审判惠尔莱特时，安妮及其追随者在法庭外举行抗议示威。在同年5月的总督选举中，安妮又和她的追随者支持亨利·文，反对温斯罗普，由于当时妇女没有选举权，使这次支持以失败告终。
安妮的举动大大违背了男权优势的殖民地社会传统，因而引起温斯罗普等人的极大反感和愤恨。他们极力攻击安妮的家庭聚会。温斯罗普说：“由一个妇女以预言的方式，通过解决神学问题和阐释经文来发挥她的作用，则是混乱和目无法纪的。”[6] (p. 40)约翰·科顿将安妮的聚会描述成“一群不分婚姻关系的、乱七八糟的、污秽的男女的聚会”[7] (p. 4)。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安妮的行为进行控告。温斯罗普说：“只要你支持和鼓励了那些违法者(指惠尔莱特和威廉斯等人)，你就同样有罪。”[4] (p. 313)休·彼特说安妮的行为使她“更像一个地方官而不像一个臣民”[4] (p. 383)。威尔森更是充满仇恨地说：“我以耶穌基督和教会的名义，把你像一个麻风病人一样赶出教众会。……把你交付给撒旦。”[8] (p. 100)
第二，安妮反对殖民社会在知识上对女性的歧视，要求承认女性的知识平等权。在17世纪的英格兰和北美殖民地，虽然中上层女性一般接受教育，但仅限于初步的计算能力和文字阅读能力的培养。像安妮这种具有很强阅读力、分析力和理解力的女性是极少数。当时普遍观念认为，女性天生低贱，应尽量“避免书本和智力的训练，因为这种活动可能增加她们柔弱大脑的负担，不利于满足她们丈夫的意愿”，“阅读和写作是心智强大的男人的专利”[1] (p. 37)。不仅如此，根据基督教使徒保罗的教义，还“要注意不让妇女学习、传教和侵越男性的权威”[1] (p. 37)。据此，清教正统派力图树立一种智识低下的淑女风范。对于有才智的女性，正统派总是毫不留情地攻击，说她们丧失了理智和理解力，无法履行妇女的起码职责。安妮对正统派的做法非常不满，所以她总是力图通过自身的例子来树立知识女性的尊严与地位。由于《圣经》是安妮当时能获得的唯一读物，故而安妮主要是通过讨论《圣经》和在审判中的自我辩护来展露这种愿望的。如前所述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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