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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代的州县关系（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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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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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方休。狱里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为谭笑之最矣。（注：“监亭”，误。当为“盐亭”。此事亦见《太平广记》卷四九三《杂录一·李详》引《御史台记》，与《大唐新语》所记略同。《朝野佥载》卷四亦记此事，但有出入：“周李详，河内人，气侠刚劲。初为梓州监示尉，主书考日，刺史问：‘平已否？’详独曰：‘不平。’刺史曰：‘小平，君把笔考。’详曰：‘请考使君。’即下笔曰：‘怯断大事，好勾小稽。自隐不清，疑人总浊。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罢。”此段记载从字面上看，似乎李详是给刺史下考词。按李详所下的考词中有“好勾小稽”一句，“勾稽”乃勾官录事参军事之职掌，所以李详所指的“使君”当为录事参军，而且县尉对刺史如此不敬，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故不取。）
可见，录事参军应该是州级具体负责县级官员考课的官员，由录事参军将县级上呈的县级官员的考状进行检核，拟定考词，最后再呈交刺史。《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考功郎中条》：“凡应考之官，皆具录当年功过、行能，本司及本州长官对众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各于其所由司准额校定，然后送省。”上引《大唐新语》一事，就是应考者盐亭县尉李祥在刺史对众宣读他的考词时，因不满于录事参军所校订的考词，而提出异议的事例。
这里还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唐六典》卷三○《三府督护州县官吏》所记“功曹、司功参军掌官吏考课……”上州、中州设司功参军，下州不设司功，由司仓参军事兼掌司功事。这里记载的各州府的司功、功曹参军事是负责考课工作的官员。不过，司功、功曹参军事具体负责的是州级官员的考课，而与县级官员的考课无涉。此外，亦有州长史涉及县级官员考课的记载。如《唐会要》卷六九《县令》载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四月敕：“诸道州府有田户无桑处，每约一亩，种桑两根，勒县令专勾当。每年终，委所在长史检察。量其功课，具殿最闻奏。”这里的州长史仅仅是具有对县级具体事务的检查职能，而无考课职能。
以上我们考察了州级对县级官员的考课过程。由县级汇总应考县级官员的考状，上呈州级，由录事参军具体负责对县级官员考状的检核，然后由刺史当众宣读，议其优劣，核定考第。这就是州级对县级官员的考课的全过程，在此过程中，县级官员的考状要经过县司功佐（或司户佐）、县令、州录事参军、刺史四层的检核，才能初步定出考第，然后，再由刺史或主要次官作为朝集使将层层检核过的“考状”解送至京，呈尚书省吏部继续检核。这种层层上报，层层检核的考课过程从理论上讲是相当科学严密的，但也无法避免人为的主观因素的干扰。而且属县官员为了能够得到优良的考绩，往往会贿赂州级长官，助长送礼之风。《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咸通008《杨汉墓志铭》：“复授同州刺史。到郡计日受俸，生生之具，不取于官。岁时伏腊，属邑之馈献者，虽鱼雉之微不复受。”这段史料记载了杨汉不受属邑馈献的故事，恰恰反证了按惯例，属县是要对州级官有所馈献的，这种作风是不利于行政体制的正常运转的。
此外，唐中后期藩镇崛起后，这种由州级负责县级官员考课的制度也受到一定的冲击，《册府元龟》卷六三五《铨选部·考课一》载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正月诏曰：
刺史、县令与朕分忧，凋瘵之人，切须抚字，一夫不获，情甚纳隍。有能招缉逃亡，平均赋税，增多户口，广辟田畴，清节有闻，课效尤著者，宜委所在节度、观察具名闻奏。即令按核，超资擢授。其有理无能政，迹涉赃私，必当重加贬夺，永为殿最。
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十一月诏：
国以人为本，人以农为业。顷由师旅，征税殷繁，编户流离，田畴荒废。永言牧宰，政切亲人。其刺史、县令宜以招缉户口、垦田多少，用为殿最。每年终，委本道观察、节度等使按核奏闻。如课绩尤异，当加超擢，或政理无闻，必寘科贬。
各道的观察使、节度使参与到州县官员的考课中来，大大扰乱了正常的考课程序。 四、州级对县级官员的监察
监察制度发展到唐代已逐步健全，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与之相应的监察体制。唐代尤其重视对州县的监察，从御史台的监察御史、武后光宅元年设置的肃政台、天授以后十道巡察制度到宪宗时的巡院，虽然形式多样，而且各机构监察地方的权力和力度各有不同，但毕竟说明中央政府对州县的监察是十分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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