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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代的州县关系（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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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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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吏人姓名
具官（止书差遣帖式准此）书字
州下属县用此式本判官壹员书字（注：[宋]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版，第235页。）
这一符式，当为沿袭唐代符式而来，可以视为唐代州下县符式的模板。
同时，县级的各种事务和情报，也都要先上报统辖它的州级，进而再经过其他途径上达中央。《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凡下之所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牒、辞。注：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笺、启于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非公文所施。九品已上公文皆曰牒。庶人言曰辞。”可知，县上到州的公文称“状”或“牒”（注：卢向前先生通过对敦煌文书的考察，认为“上施下”、“下达上”都可以使用“牒”的形式。见卢向前：《牒式及其处理程式的探讨——唐公式文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 《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这又体现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关系。
唐代州县间就是通过各种自上而下的“符”（注：州下县“符”的例子，如《朝野佥载》卷四：“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词云：‘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见任。”这段史料的最后一句“省符，解见任”，即为中央（主要是尚书省吏部）根据州级对县令所做的考状，做出了对现任县令免职的决定，并通过这种“符”的形式，将解任令下达到州级，再由州级下达到县级，从而完成了诏令的下达程序。）和自下而上的“状”（注：县上州“状”的例子，见《全唐文》卷二二二张说《为留守奏瑞禾杏表》：“臣今月三日得所部万年县令郑国忠状，言县界内霸陵乡新出庆山南之醴泉，北岸有瑞杏三树，再叶重花；嘉禾三本，同茎合穗。”亦见《全唐文》卷五四五王颜《进黄帝玉佩表》：“去月二十八日，本县令房朝静、县镇遏将常宪、专知官军将杜晏等，同于原上，选地对窟，穿深四尺，得玉石□□是一片。穿时为土工所折，今作四段，有悬佩孔子二。其日县令所由等状送到州，臣送观察使，使牒却令州司自进。”）或“牒”（注：关于县上州“牒”，在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大量西州诸县上达西州都督府的牒文，李方先生通过对大量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考证，认为：“显庆三年西州置都督府后，都督府与西州政府也应是一种合署办公的关系。”（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既然西州都督府与西州政府具有合署办公的关系，那么西州诸县上达西州都督府的牒文，便可以被认为是上达西州政府的牒文，通过这些牒文可以反映县级与州级的这种自下达上的行政关系。），将州与县的行政事务联系起来。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虽然唐代州县间的行政关系是“以州统县”，但县作为地方的一级行政单位，与州一样都是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要同时服从于中央政府，对中央政府负责，中央政府对州、县拥有完全绝对的领导关系。而且县作为地方行政实体，并不是州级的僚属机构，有县令、丞、簿、尉及其下的各级官员设置，可独立地对所辖区域的各种事务进行管理并行使相应的权力。清人王夫之曾曰：“唐、宋以降，虽有府州以统县，有禀承稽核之任，而诛赏废置之权不得而专，县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于是天下之治乱，生民之生死，惟县令之仁暴贪廉是视，而县令之重也甚矣。”（注：[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60页。）明确指出了以州统县的相对性。
州级上承中央的旨意对所属县级行政机关实施领导，而其下的县级必须服从州级对它的领导和监督，在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之中，中央的精神通过州下达到县乃至最基层，最基层的情报又通过县级上达州级从至中央，州县间的这种上下级行政关系构成了联结中央与地方的纽带。
与此同时，唐代中央政府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赋予了州级对县级官员的部分管理权力，主要体现在州级可以参与县级官员的选任、考课和监察，这种制度对行政体制的运作有重要影响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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