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试论唐代的州县关系（上） |
 |
时间：2009-7-24 13:47:12 来源：不详
|
|
|
一级的。所以荐举人刺史为了让自己得到褒奖，往往十分重视被荐举人县令的政绩。好的政绩他会将它修饰得更好，不好的政绩，也会被刺史所掩盖，修改成优良的政绩。荐举人可以不分贤愚地向中央推荐县令的人选，而不会担心被荐举人上任后的政绩优劣对自己的影响。这样，在地方上，荐举人与被荐举人互相勾结，完全违背了中央选拔人才的初衷，中央吏部的徇私之路被堵上了，而地方上刺史与县令之间的徇私之门却被打开了。
清人王夫之曾对这种做法有过辩证的评论：“玄宗敕在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举县令，诚重之也。重之于举之之始，必将以保任分功罪，其得也，但得文饰治具之士，葸弱免咎，而无以利民；其失也，举主畏连坐之罚，而互相掩蔽以盖其奸；则保举之法，不足以肃官常、泽民生，固已。重之者，岂徒在选举之日乎？……开元之制，乍行之以昭示上意之所重，可也；据以为法，而弊即在焉。重者，用之重也，非一选举而可毕任贤养民之道也，用之重而治可几矣。”（注：《读通鉴论》卷二二《玄宗》，第660-661页。）可谓一语中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的弊端开始暴露，德宗贞元初，“诏天下举可任刺史、县令者，殆有百人。有诏令（司农卿薛珏）与群官询考，及延问人间疾苦，及胥吏得失，取其有侧隐、通达事理者条举，什才一二”（注：《旧唐书》卷一八五下《良吏下·薛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28页。）。这种现象唐代中央也不会意识不到，所以宪宗在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四月又下达了一道敕书。《册府元龟》卷六三一《铨选部·条制第三》载元和三年四月诏：
所举县令，皆直言其事，不得妄有文饰，吏部举其事状，随事检勘者，令主司略勘资历，未究人材。 自今已后，宜委吏部精加考核，必使详实，不得同早选人例酧官。所冀举不妄施，官无虚授，仍令四时注拟。其观察使、刺史所举人，不得授以本州府县令。到任后，有罪犯，其所举主，准前敕贬罚。
这显然是针对所荐举的县令名不符实的情况而下达的，“其观察使、刺史所举人，不得授以本州府县令”更是为了防止州县间的勾结掩饰，看来这两个问题已经成了刺史荐举县令的重大弊端，与玄宗的初衷已经南辕北辙。为此，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正月，朝廷又对这种荐举制度进行了改革。《唐会要》卷六九《县令》载中书门下奏：
伏准元和二年制书，举荐县令等，前后敕文非一，有司难于遵守。今请中外所举县令，并随表状，十月三十日到省。省司精加磨勘，依平选人例，分入三铨注拟。平选人中，有资序、事迹、人才，与前举县令相类，即先注拟，时集望停。
本来想通过荐举县令的方式来广纳人才，以弥补循资格制度的不足，现在，却又用循资格的办法对这种荐举加以限制，历史的发展有时就是这么富有戏剧性上一页 [1] [2] [3] [4] [5]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