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八月，东魏降将侯景据寿阳反梁；十月，侯景叛军自横江济于采石掩袭梁都建康；建康告急，梁宗室诸镇起兵勤王。然“诸军互相猜阻”，“相仗不战”[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的勤王态势，已将萧梁宗室诸王觊觎最高权力的意图暴露无遗。太清三年三月，建康保卫战以侯景攻陷台城宣告结束。然而，建康沦陷，“太清之祸”却未能尘埃落定；梁室失鹿而梁宗室诸王权力之争亦迅疾展开。翌年，建康傀儡政权改元大宝，梁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据江陵（今湖北荆州）“犹称太清四年”。[2]（卷5，元帝本纪）萧绎此举，揭开江陵政权创建的序幕。太清六年三月，萧绎荆州军克平建康，侯景北逃死于部属之手；十一月，萧绎据江陵改元称帝，江陵政权走上历史前台。然处在北朝军事力量窥视背景下的萧梁宗室内战，将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北朝的军事力量。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十月，西魏再次遣军江汉并会合萧梁雍州刺史萧詧；十一月，西魏萧詧联军攻陷江陵，江陵政权灭亡。
    建康沦陷，实质是江左士族政权瓦解而士族政治淡出历史舞台的社会历史事件。江陵政权重建，一则建康士族政权之后嗣，再则6世纪中国复归统一前的最后一个士族政权。质言江陵政权兴亡，当与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军事政治关系甚紧，当与南朝统治阶级变动与新的中央集权制度创行关系甚紧，当与南徙北方士族所以结聚江汉而促进江陵士族社会之形成关系甚紧；次之，萧梁“分陕”制度下的权利配置，步武“太清之祸”而骤起之萧梁宗室的内争，北朝军事力量相机介入等涉及萧梁政局及南北对峙格局变迁诸因素，也在在与江陵士族政权之兴亡关系甚紧。凡此内涵6世纪江左社会历史迁演变化之内容，或为同志未及详论，现述论于次。

    　　　　一

    荆州治所江陵军事中枢地位形成，起于三国鼎立南北交争东西抗衡时代。东晋南朝均奠都建康，其面北防线游移于江淮一带，南北交争形势固在而复夹有中央大藩之间的东西之争，形势约略等于三国，因此沿江皆为要地而江陵首膺上流重镇。荆州关系东晋南朝内外之紧要，迄于梁末江陵失陷方始“不复存在”。[3]史云：“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4]（卷66，何尚之传）“荆州为国西门”。[5]
    东晋南朝“委荆以阃外”，首先在于完成全江之守以抗御北朝。这是荆州作为江左重镇的一个方面。次之亦如《南齐书·州郡志下》荆州条下所云：“江左大镇，莫过荆、扬。弘农郡陕县，周世二伯总诸侯，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故称荆州为陕西也。”是则，东晋南朝比视荆州为姬周之“陕西”，是内涵着中央政权寄托藩翰的军事政治意图的。这是荆州作为江左重镇的又一个方面。东晋至梁先后四朝均视荆州为“陕西”，江陵亦称“西府”、“西台”，治荆之方伯亦称“刺陕”、“分陕”。概言之，居于长江上游的荆州，在南北对峙形势下，有全江之守之重；而置于东晋南朝内部而言，则西东之间复有藩翰中央根本之重。后者，于东晋南朝中央政权稳定与否关系甚紧。故南朝刘宋以下厉行“拟周之分陕”制度，集权宗室，以解决大江上下东西权力配置上的冲突。
    彭成刘氏，所谓“京口楚子集团”，[6]为北来武人之豪族，与东晋立国以来的王谢高门不同，属于二流士族。为解决“东晋世族以荆州为根据地，控制上游强兵以夺取建康中央政权”[3]这一问题，刘宋以荆扬“二州之重，咸归密戚”。[4]（卷66，何尚之传·史臣曰）史称：“初，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4]（卷86，武二王传·南郡王义宣传）寄奴诸子分镇荆州，开启刘宋削夺世家大族兵权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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