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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解决之前——先则东西魏后则北齐北周并峙之交争，以及北部边境突厥之存在与侵扰——西魏这种志在一统中国的目标只能暂时搁置。易言之，在北中国未及统一并获得充分巩固之前，北方王朝对于江左的一切战争都只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有限战争。太清末，西魏相机耀兵江汉只是一次战略性的军事行为。因此，收揽襄阳以制约江陵，即达成其控制长江上游的战略意图。于此可以申论：西魏介入江襄之争并确立其对襄阳的宗主关系，则使原先的江襄之争演变为南北对峙之争，而原先梁季士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将由此进入南北对峙之争的战争轨道。这种对抗对象与性质的变化威慑并制约着江陵政权的发展。大宝三年三月，萧绎属部王僧辩军收复建康，侯景北逃死于海上，江陵光启中兴之业趋于巅峰；王僧辩上表劝进。然审论形势则并非太平，史论云：“元凶克翦，社稷未宁。”[9]（卷8，梁本纪下第八）其“未宁”，宗室并立强藩割据（岭南有萧勃，益州有萧纪）而北朝势力有以介入之不宁，个中，西魏卵翼下的襄阳尤为棘手。故萧绎斥之曰：“淮海长鲸（指侯景），虽云授首；襄阳短狐（指萧詧），未全革面。太平玉烛，尔乃议之。”[2]（卷5，元帝本纪）可见，一面面对光复故都的荣耀，一面面对近在咫尺的襄阳，萧绎却不能不踌躇其九五之尊的权力欲望。
梁季之争集中于宗室诸王之范围，由“王”而“帝”的权利之争是其又一突出特征。太清之祸侯景颠覆了萧梁中央政权，大宝三年三月，荆州“复国”成功。但是，这种政权再造的契机启动的却是梁氏诸王称帝的野心。大宝三年四月，萧绎八弟武陵王、益州刺史萧纪居成都称帝，并迅速“率巴、蜀大众连舟东下”。[2]（卷5，元帝本纪）荆、益构隙并进入交战状态。十一月，萧绎称帝并即改元承圣，奠都江陵。承圣二年（公元553年），萧绎乞兵西魏以牵制东下的萧纪，西魏应请自散关进军益州，萧纪情牵两面败死峡口（今湖北宜昌市西长江西陵峡口）。荆益内争而萧绎借兵西魏，是江陵权力梦幻的又一个噩梦。史论荆益形势若项背之依，“北朝之于益州，得之即可拊荆州之背”，[18]故西魏宇文泰应请伐蜀，曰：“取蜀制梁，在兹一举。”[1]（卷165，梁元帝承圣二年）西魏袭取益州，江陵失却其“生死之所自操”[13]（卷17，粱元帝）之西上屏障。
萧绎平定萧纪，梁季宗室内战趋于尾声。然而，从血缘集体征战中走出的江陵政权却不得不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北朝军事力量。西魏收揽襄阳占领成都后，在军事上已完全打破江陵所以自存的安全防御体系，江陵陷入“上流失、咽抗夺，困孤城以自毙”[13]（卷17，粱元帝）的形势。承圣三年十月，西魏再次进击江汉，军队“至于襄阳，萧詧率众会之”。[2]（卷5，元帝本纪）十一月，联军渡过汉水，遂分兵占据江津（今湖北沙市东南），切断江陵东归之路。萧绎征兵于建康，“别敕僧辩云：‘黑獭（西魏执政宇文泰）背盟，忽便举斧。国家猛将，多在下流，荆陕之众，悉非劲勇。公宜率狴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悬也。’”[2]（卷45，王僧辩传）江陵武备不足而且缺少领兵之将，再现的是南朝后期士族政权所有的致命弱点。再则，设江陵为一扇面之圆心，则江津被占，江陵断其东归之扇骨；而成都襄阳西、北二端扇骨业已折断，江陵孤城之势危若累卵。是月丙寅，江陵城陷。萧绎城破被俘，死于土囊闷杀酷刑。西魏以江陵缘江三百里之地册立萧詧为梁主而取其雍州，“尽俘（江陵）王公以下及选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趋归长安”，[1]（卷165，梁元帝承圣三年）江陵残破“寂寥井邑，荒凉原野”。[14]（卷48，萧詧传）萧詧居江陵东城建立“后梁政权”，西魏置江陵防主驻江陵西城，“名曰助防，内实防之”，[1]（卷165，梁元帝承圣三年）实施其宗主监控。至此，江陵士族政权灭亡。萧詧被迫以雍换荆，荆州无以自立受控于北朝。梁氏内战结束而荆州江陵易手于北，可以说是萧绎叔侄内战之手共同酿制的苦果。萧绎，既是梁室最后一任“刺陕”者，亦是南朝“拟周之分陕”制度的终结者。
梁季，侯景之乱在摧毁建康政权的同时也摧毁了建康士族集团，因此，事变具有摧毁南朝统治中心和南朝统治阶级中心的双重含义。建康陷落之后，地居长江上游的荆州，凭借其“分陕”体制框架内的权力资源走上历史前台，乃是荆州暨江陵政治地理地位对于时局溃变的必然选择。江陵上升为梁季最高政治中心，并成为建康士族孑遗者的栖息地。江陵士族集聚并重建政权的战争，其显性的战线有两条，即歼灭侯景以复国、削平宗室以集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隐性的战线，即北朝军事力量介入后可能引发的南北战争。随着显性战线的深度推进，江陵步入所谓“光启中兴”的巅峰。但是，这个巅峰的脚下却深埋着不可愈复的裂痕。江襄之争使襄阳北折，荆益之争使成都易手，江陵丧失了自固自存的战略要地并使自己直面强大的北朝军事力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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