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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萧绎“坐观国变”，[2]（卷5，元帝本纪·史臣曰）在建康失陷之后迅速起建江陵城防，意在内战已豁然开朗。
侯景乱梁打破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政治的核心基地，江左士族政治的社会历史亦将由此渐趋消竭，故其事变之义重在社会变迁之上。陈寅恪先生指出：“侯景乱梁，不仅为南朝政治上的巨变，且在江东社会史上，亦为划时代的大事。”[15]所谓“社会史上划时代”，意即建康士族集团瓦解而江左士族政治趋其末路。推论：江陵重建士族政权所承继的遗产只是一种末世的遗产。
建康沦陷之后，建康士族遂将复兴的希望寄托于荆州。庾信《哀江南赋》曰：“谓荆、衡之杞梓，庶江、汉之可恃”云云。总论建康沦陷后建康士族西上者，其要如次。中原南渡高门琅邪王氏后裔王褒，所谓“地胄清华”；[16]萧绎“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时犹在郡，敕王僧辩以礼发遣。褒乃将家西上”。[14]（卷41，王褒传）南阳庾氏，庾信《哀江南赋》云：“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逮永嘉之艰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墙壁，路交横于豺豹。值五马之南奔，逢三星之东聚。彼凌江而建国，此播迁于吾祖。”庾信，中原南渡文化高门之后，“台城陷没，信奔于江陵”。[14]（卷41，庾信传）汝南周弘正，萧绎《金楼子》中所盛称：“余于诸僧重招提琰法师，隐士重华阳陶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王僧辩之讨侯景也，弘正与弘让自拔迎军……仍遣使迎之”，“及弘正至，礼数甚优，朝臣无与比者”。[17]复考建康士族西奔江陵之概数，史载：萧绎平定侯景后，“时朝议迁都，朝士家在荆州者，皆不欲迁”，而所谓西上荆州之建康士族“皆是东人，志愿东下”。[17]萧绎会集文武四五百人，曰：“劝吾去者左袒”，“于是左袒者过半”。[9]（卷34，周弘正传）于是可见，江陵朝廷中建康士族之数抑过其半。总上，建康士族望归江陵而相续西上，表明江陵政权无论在法统上抑或在精神衣钵上均为建康士族政权之后嗣。
江陵在建康沉没后浮出水面以支撑萧梁士族政治残局，就权力地位和军政资源而言，当是萧绎“时位长连率”而荆州“有全楚之资”[2]（卷5，元帝本纪·史臣曰）——荆州具“分陕”地位而江陵有“督府”之重——对于时局溃变的必然回应。因此，在建康傀儡政权改元大宝时，萧“绎以为天子（指简文帝）制于贼臣，不肯从大宝之号，犹称太清四年”，[1]（卷163，梁简文帝大宝元年）揭开其创建江陵士族政权的序幕。
萧绎重建士族政权大致有两个军事战线，一方面是占据建康的侯景，一方面是各拥强兵的藩镇；前者所谓复国，后者意在集权。颜之推《观我生赋》云：“襄阳阻其铜符，长沙闭其玉粒”，雍州无视调兵之符，湘州拒绝资粮之令；萧梁荆楚诸镇，在建康沦陷之后演为各擅军府而不相统一的权利冲突局面。于此，萧绎集中力量首先演绎其“萧墙兴变，体亲成敌”[2]（卷29，邵陵王纶传）的宗室战争。此即史论所谓：萧绎“不急莽、卓（指侯景）之诛，先行昆弟（指萧纶、萧詧、萧誉）之戮”[9]（卷8，梁本纪下·史臣曰）的道德批判。江陵集权督府的战略规划首在荆湘，大致为先定湘州（治临湘，今湖南长沙），次平雍州（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再取郢州（治夏口，今湖北武昌）。荆湘诸大镇，如湘、雍、郢三州刺史均为梁氏宗室，湘州刺史誉，雍州刺史萧詧胞兄，客据郢州者的是萧绎的胞兄萧纶。这就是萧绎在既定的“分陕”体制——这一集权宗室的权力配置框架中所进行的宗室战争。
梁季权力战争，是在南北对峙的大形势下进行的。因此，战争打破的将不仅是现象上的血缘联盟，而且将从整体上削弱乃至瓦解江左防御北朝的力量。北朝，将不会无视这种内争所以提供的渔翁之利。太清三年十一月，襄阳萧“詧既与湘东王绎为敌，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于（西）魏，请为附庸”，[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打开了北朝军事力量介入江左的口子。西魏借机出兵江汉。次年元月，“汉东之地尽入于魏”，西魏军队乘胜“进逼江陵”。萧绎迫于形势，质子请和，“魏人许之”。[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西魏军事力量介入江汉后，便努力实施政治控制。大宝元年，西魏执政宇文泰册命萧詧为梁王，萧詧甘受附庸“入朝于魏”。[1]（卷163，梁简文帝大宝元年）至此，“襄阳北折而为宇文之先驱”，[13]（卷17，粱元帝）江陵失其唇卫而直接暴露在西魏的军事视野之下。江、襄分裂，破毁了江左长江上游的区域安全防卫体系，北朝的军事阴影将长期笼罩这一地区直至南北统一。
南北朝后期南北对峙中北强南弱的形势已经明朗化，西魏南下江汉本应含有更高的战争目标。但是，在北朝自身问题未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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