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合一江襄集权宗室，目的是凭借血缘联盟巩固“国之西门”。可以申论：南朝后期，襄阳已衍为武力集团集聚地；建康沦陷后，江陵已衍为士族集团集聚地：其二镇合，或可维持江左士族政权之残局，其二镇争，则残局立溃而荆州易手于北——江左“横江而中溃”——而江左“未有不殒者”[13]（卷13，晋成帝）之势甚明。此南朝有荆州之重而江陵不能失襄阳之义。
结论上列：首先，古代中国，凡生成南北交争、东西抗衡之格局，则长江上游荆州必居其军事中枢之地位，此长江限隔南北条贯东西地理形势使然。次之，南朝“分陕”制度之弊，将不免把权力斗争的焦点转移于宗室之间，这是南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个基本特征。复次，北方士族南徙江汉侨居江陵者，衍至梁季已渐次生成为江左士族政治又一中坚力量，这是江陵所以在建康沦陷之后可以浮出水面的依据所在。最后，江、襄二镇于军事地理上富含相依相争之形势，襄阳为南徙北人有武力者，江陵士族政权视其向背为兴亡关系之所系。凡此东晋南朝而下军事地理之形势、集权体制之特征、士族社会集团变化诸关系，均构成梁季士族政权所以转移于江陵之因素。而萧梁“分陕”江汉配置宗室权力之结构，侯景乱梁瓦解建康士族集团之契机，梁氏宗室内争之起爆而北朝军事力量相机之介入，则相催相激演为梁季江陵士族政权所以兴亡之具体历史呈现方式。试述论于次。
二
萧梁的社会阶级基础与宋、齐大致相同，即南来北人之次等士族，故立国以后亦厉行“分陕”制度以维护中央集权。梁武帝第七子萧绎，梁氏宗室最后一任“刺陕”者。此后荆州实际控于北朝之手。萧绎，初牧荆州在梁武帝普通七年十月；尔后，回任中枢。太清元年，其兄庐陵王续死于任所，萧绎“徙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湘司宁梁南北秦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荆州刺史”。[2]（卷5，元帝本纪）萧绎再任荆州已接近梁季侯景之乱，其加号“使持节”，都督九州诸军事，任使之重如史论云：“时位长连率，有全楚之资。”此“分陕”体制下，梁季萧绎所具有的突出的军政地位。
萧詧，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萧统第三子，梁武嫡孙，萧绎族侄。梁武中大通三年，萧詧“进封岳阳郡王”，中大同元年“除持节，都督雍梁东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西中郎将，领宁蛮校尉，雍州刺史”。[14]（卷48，萧詧传）雍州治襄阳，萧“詧以襄阳形胜之地，又是梁武创基之所，时平足以树根本，世乱可以图霸功，遂克己历节，树恩于百姓，务修刑政，志存绥养。于是境内称治”。[14]（卷48，萧詧传）
萧绎叔侄分领江、襄，本梁氏求其江汉上游藩翰巩固之意。然江陵有督府之权，襄阳有嫡孙之重，二镇各持兵权且内蕴梁武“废嫡立庶”之矛盾，（注：萧梁“废嫡立庶”之矛盾，如《通鉴记事本末·梁氏乱亡》所辑录：“梁武中大通三年四月乙巳，昭明太子卒。五月丙申，立太子母晋安王纲为皇太子。朝野多以为不顺。”故萧“詧兄弟亦内怀不平”。《南史·梁昭明太子统传》亦云：梁武“帝既废嫡立庶，海内尊塌，故各封（昭明）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阳王流涕受拜，累日不食”。）故江、襄之争势所不免。时东魏人杜弼曾指出：梁武“废立失所”而“兵权在外，必将祸生骨肉”。[1]（卷160，梁武帝太清元年）太清二年，萧梁中央权力崩坏失去其制约宗室矛盾的制衡作用，“祸变”之必然遂借此契机而首先在荆湘地区先后爆发。
太清二年十一月，侯景困逼台城。萧绎以督府之权号令诸镇勤王，且自将锐卒三万发于江陵。次年正月，荆州援军“萧方等及王僧辩军至”[1]建康。然而，无论荆州兵抑或其他勤王军皆“迁延坐视，内自相图”[13]（卷17，梁武帝）于建康危城之下，而悬兵于郢州武城（注：《通鉴》此条胡注曰：“荆州界尽此。”是萧绎勤王之师不出荆州可明。）的萧绎亦“托云俟四方援兵，淹留不进”。[1]（卷162，梁武帝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破台城；“既而有敕班师，湘东王欲旋。中记室参军萧贲曰：‘大王以十万之众，未见贼而退，若何！’”[9]（卷80，侯景传）可见，侯景矫诏遣散勤王诸军，萧绎即不战而归，其“虚张外援，事异勤王”，[2]（卷5，元帝本纪·史臣曰）昭然若揭。四月，萧方等归镇，萧绎“知台城不守，命于江陵四旁七里树木为栅，掘堑三重而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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