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南北朝时期外交使节的行进路线，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北魏初，首都原在乎城，孝文帝后期迁都洛阳，其后分裂为东魏（北齐）、西魏（北周），各自定都于邺城与长安，隋都亦在长安。南朝都城均在建康，梁元帝时与后梁政权则定都于江陵。使节主要是往返于两国都城，因此，随着南北朝政局的变化，都城迁移，使节的路线也出现了数次的变动。大致而言，北魏与刘宋、南齐时期的通使是“平城—建康”往返的路线，北魏与萧梁的通使是“洛阳—建康”，东魏、北齐与梁、陈的通使为“邺城—建康”，北齐与北周是“邺城—长安”，西魏、北周与陈则是“长安—建康”，隋与陈也是“长安—建康”往返的路线。此外，梁元帝时期、后梁政权与西魏（北周）的通使是“江陵—长安”，梁元帝与北齐的通使则是“江陵—邺城”。不过，梁元帝时期、后梁政权与北朝政权之间，以及北齐与北周之间的通使，由于未见有使节行迹的直接史例，可供佐论的相关史料亦不多见，在此暂时搁置，不加臆论。
    关于南、北朝使节往来的路线，目前尚未见有专文讨论，惟逯耀东的《北魏与南朝对峙期间的外交关系》（注：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1年，第341-392页。）、前田正名的《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注：前田正名著，李凭等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与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五）》（注：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河东河北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中略有涉及。逯文广泛论述了北魏与南朝的外交关系，其中一节谈到“边荒”与使节的往来：“南北的战场大多摆在淮泗之间，这个地区也正是南北使节往来交聘的主要道路，他们大多渡淮泗后，经邺，然后经山阳、彭城、广陵的大道北上，所以不论是从平城、洛阳、邺南下，或者由建康北上，淮泗都是他们必渡的津口。”（注：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第369页。）逯文注意到南北使节来往的路线，但在大略指出淮泗是必经之地后，主要篇幅便着重在南北边界——“瓯脱（即边荒地带）”的论述，使节路线遂模糊于广大的边界中。且其所谓的“渡淮泗后，经邺，然后经山阳、彭城、广陵的大道北上”，城镇的位序颠倒错乱，从南到北应该是广陵—山阳—（渡淮，转泗水）—彭城—邺。再者，从邺到建康与从洛阳到建康的路线虽然都会经过淮、泗，但这两条路线并不尽相同，逯文也未及辨明。前田正名与严耕望均注意到《水经注·滱水》中宋、齐使节经倒马关进入平城的记载，此外，前田正名进一步推论南北使节走的是太行山东麓路线，严耕望则注意到了南北使节利用济州碻磝津越渡黄河的情形。尽管如此，这些研究成果大致都是片段的，或只注意到单一路线，未能将当时南北交使的路线做较为完整的呈现，本文即企图在这点上略尽绵力。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相关史料的记载相当零碎，常为使节事迹叙述中偶尔出现的地名，某些地名则只见于诗歌的诗题中，内容相当简略，增加不少研究上的困难。我们首先得将不同时期的资料区分开来，例如北魏平城时期与洛阳时期的路线即不相同；再则，对于较隐微的地名信息，例如只提到古人的坟墓，我们也得将墓地的所在查找出来。目前“邺—建康”的路线因直接证据较多，大抵上是由点逐一连成线，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平城—黄河岸”、“洛阳—建康”与“长安—建康”三线，因直接证据只有一两条，本文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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