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德终始的政治学说，发端于先秦，定型于汉代[1]。西汉末年以后，汉居火德，遂成不易之论[2]，此乃文史常识，无待烦言。中古世乱，一统局面被打破，政权转移既速，民族纠葛、华夷之别复掺杂其中。争正朔、明法统，就成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魏以土德承汉，晋以金德继魏。东晋偏在江东，号称正统，南朝四代，遂各以运次相承：宋居水德，齐居木德，梁居火德，陈居土德。这些，都是学者耳熟能详的故实，亦无待考证。问题是，与东晋南朝同时，在北方的十六国北朝，五德循环下的历运行次理论，又以怎样的形式发生着作用呢？
　　本文以五德历运问题作为一个观察角度，试图概括地连接十六国与北朝历史，观察它们内在的继承性和相关性，为理解中古历史的演进提供一条新线索。

一、前后赵的承汉与承晋难题

　　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行序之说，本谓治法当随时变易，后乃流为空谈，入于迷信，……魏晋已后，迷信已淡，而此故事仍存。”[3]“故事仍存”也并非徒具形式，事实上天命转移、德运终始的文化传统，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力依然强大，政治家既不能无视其社会影响，自身亦不免深受困扰，遂主动有所响应、有所迁就，以图利用。考察西晋十六国战乱时期诸胡族政权在这一问题上的反应，需要注意到胡族领袖面对这一华夏文化传统时所承担的心理压力。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刘渊所依附的成都王司马颖退出邺城，五部匈奴陷入到与洛阳的晋朝廷对抗的境地。为了摆脱这一不利的政治困境，刘渊干脆撕碎了晋臣的面纱，自树旗帜，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载刘渊之言曰：

　　“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

　　怎样理解这一段话呢？
　　首先，刘渊的五部匈奴，处境并不安全，北有拓跋，东有王浚、司马腾，南有河东、平阳的晋军，刘渊的势力被压制在太原以南及吕梁山地区。既然与洛阳对抗，就只有进攻战胜以图存，偏据并州一角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形势决定了刘渊采取进取的战略，而不是如刘宣等人最初所设想的要“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但是，进取的战略，必然以取晋而代之为目标，最低的目标也要如曹魏那样控制北方大部分地区，即所谓“下不失为魏氏”。这样，两个问题便随之出现：一，仅仅依靠并州五部的力量则不足以亡晋，故并州及并州以外的晋人必须争取，“晋人未必同我”的忧虑便是为此[4]；二，以代晋为目标，同时也就决定了，五部集团的政治组织形式，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单于台，仿照晋朝建立政权就成为必要。
　　其次，要建立一个能够号召晋人的华夏式政权，就不可避免地要适应传统政治观念与文化。德运转移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受过良好汉文化教育的胡族上层精英自然是熟悉的[5]。天命必有所自，德运应当与现实政治实际相关。可是，与晋为敌，且晋朝尚在，便无法宣称承晋。五部虽然与魏朝关系很深，而魏晋禅代却是无法忽视的历史事实，承魏之路也被堵死了。刘渊的政治智慧使他求助于更早的汉朝。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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