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隋为土德，以北朝历史为线索的新的历史序列就建立起来了。
孝文帝之后，魏以水德承晋金德，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已经深入人心。北魏宣武帝时，御史中尉王显奏称：“自金行失御，群伪竞兴，礼坏乐崩，彝伦攸斁。大魏应期，奄有四海。”[33]即以晋魏相承，视十六国为僭伪。后来崔鸿表上《十六国春秋》，亦云：“太祖道武皇帝以神武之姿，接金行之运，应天顺民，龙飞受命。”[34]崔鸿整理十六国史，正是视十六国为北魏的“驱除”。东魏侯景叛附萧梁，慕容绍宗檄梁文云：“自晋政多僻，金行沦荡，中原作战斗之场，生民为鸟兽之饵，则我皇魏握玄帝之图，纳水灵之祉，驾云车而自北，策龙御以图南，致符上帝，援溺下土。……自伪晋之后，刘、萧作慝，擅僭一隅，号令自己。”[35]不仅强调了北魏的正统地位，还否定了东晋南朝的合法性。在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到北魏国统承自西晋的观念，已经给北朝人士提供了自信和自尊的力量。北朝墓志中，亦多见类似证据。如北魏元熙墓志称：“金行弛御，玄符继起。”[36]北魏元纯陀墓志称：“金行不竞，水运唯昌。”[37]北齐赫连悦墓志在肯定晋魏相承之外，还否定了十六国的正统地位：“金行沦圯，水王未袭，聪、勒狂飞，苻、姚鸟集。”[38]隋唐人观念中，北魏承司马晋已经无可质疑[39]，唯一值得探讨的，是晋魏德运的传递，究竟发生于哪一个时间点上[40]。
这一历史序列，反映了中古历史的内在线索和渊源，而这一序列是由孝文帝整顿北魏国统开始的。在这一序列中，我们已经找不到十六国的地位，十六国真正成了北魏的“驱除”。是孝文帝总结了，从而也结束了十六国的历史，并开启了北方历史的新篇章。
四、小结
十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少数族各政权，从政治理论到百官制度再到文化倾向，无不以汉魏为榜样，认同华夏传统，并积极以此传统来塑造自己。其部族发育、社会发展虽各有偏短，但认同华夏、脱离原有部族文化与部落组织形式的趋势，却无一例外地存在于所有少数族政权中。作为华夏政治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五德历运的讲求，也同样表现在五胡政权中那些具有宏大政治抱负的胡族精英身上。迭兴于中原地区的胡族政权，惟恐不在正统，又不得不斥江左为非正统，遂各有所居，这一法统建设的实践成为十六国北朝政治文化的重要资源。
作为十六国历史的延续和总结，以拓跋鲜卑为主体民族的北朝历史运动，在历运行次问题上，既体现了对十六国历史成果的继承，也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及时拓宽自己的政治视野，走出了十六国历史的局限，从而以否定十六国政权合法性的方式，实现了对十六国历史的概括与总结。北魏孝文帝时期所发生的对国统和历运行次的调整，作为一揽子激进改革方案的一部分，为西晋覆亡以后的中国北方历史，建构了新的政治文化框架，确定了历史认识的新秩序，并进而为澄清汉末以来中国政治的纷乱破碎局面，开通了意识形态的道路。
[1]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10-23页。
[2]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79-89页。
[3]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1462页。
[4]蒋福亚：《刘渊的“汉”旗号与慕容廆的“晋”旗号》，《北京示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
[5]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八“僭伪诸君有文学”条，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164-165页。
[6]本文使用合法性一词，有的地方也可置换为“正当性”（Legitimacy），前者强调历运行次规范历史序列的形式意义，后者强调行次理论的道德价值评判。事实上历运理论始终伴随着形式与价值的双重标准，但本文一概使用“合法性”以避免混乱。
[7]金文明：《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374页。又据《资治通鉴考异》所引刘恕之言，此碑出于晋州临汾县嘉泉村。
[8]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253页。
[9]关于刘渊“绍汉”的礼制措施，可参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商务印书馆，1959年，219页。
[10]唐长孺：《魏晋杂胡考》，载唐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382-385页。关于屠各刘氏与并州南匈奴的关系，参看陈勇《并州屠各与南匈奴》，载《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40-52页。
[11]《晋书》卷九七《四夷·北狄传》：“其入居塞者……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杂错。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
[12] Davia B. Honey, Lineage as Legitimati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