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舅甥关系的传说，可能一直保存在南匈奴内部，到这时也成了刘渊的政治资源。三国鼎立、蜀汉抗魏的历史，使刘渊否定魏晋成为可能。这样，他就建立了一个延续炎汉、排斥魏晋的法统秩序，为新政权争取到了具有一定历史依据的合法性[6]。
可是，血统和种族的差异，实在难以绕开。据《刘元海载记》，刘渊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说：“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强调了政治现实高于文化观念的信心。虽然他也作了“兄亡弟绍”一类的解释，但这里明显存在着无法弥合的理论缝隙。这一缝隙很可能迫使汉国刘氏进一步对自己的历史作了适应性修订。宋人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有“伪汉司徒刘雄碑”之跋尾，引碑文曰：“公讳雄，字符英，高皇帝之冑，孝宣帝玄孙，值王莽篡窃，远遁边朔，为外国所推，遂号单于，累叶相承，家云中，因以为桑梓焉。”[7]已经把甥舅关系升格为汉室的直系后裔了。刘雄是刘渊之弟，这种修改种姓历史的做法一定不是孤立的[8]，而应当是刘渊称帝之初“绍汉”政策的一部分[9]。对于本非南匈奴单于后裔的屠各刘渊来说[10]，一方面要伪称自己为匈奴贵种[11]，是匈奴单于挛鞮氏（虚连题氏）的嫡系后裔，另一方面又要制造自己与炎汉皇室的血缘联系，从而把两种互不相容的高贵血统编织在一起[12]。
刘渊重塑历史的努力并不顺利，相互矛盾的历史叙述可能使两种高贵血统都遭到质疑。发生在刘聪时期的“国史之狱”[13]，就是汉国使用暴力以压制类似质疑的产物[14]。当然，暴力并不能弥缝上述攀附本来就存在的罅隙，刘氏的胡族背景终究无法掩盖。华夷之别的古老观念，仍然横亘在汉国的合法性与自信心之间。但是，历史从来都是事实而非观念的累积，胡族政权替代华夏政权的历史，毕竟已经由汉国创造出来了。这才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事实，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了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和再造，并且，为此后各个少数族大规模、高强度地汇入华夏政治，开辟了新的历史道路。
然而，掩饰种姓来历、排斥魏晋正统的做法，无论对内（屠各族）对外（其它少数族和晋人），都存在着致命的脆弱性，经不起常识的追问。这个问题，到刘曜时期才得到了解决。《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以水承晋金行，国号曰赵。牲牡尚黑，旗帜尚玄，冒顿配天，元海配上帝。”《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系其事于刘曜光初二年（319），并载刘曜之令曰：
“盖王者之兴，必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朔漠。光文以汉有天下岁久，恩德结于民庶，故立汉祖宗之庙，以怀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悛革。今欲除宗庙，改国号，御以大单于为太祖。”[15]
把刘渊（光文）假借汉朝名号、刘聪（昭武）因循未改的历史事实，宣露无遗，进而终于恢复了种姓的本来面目，并且也承认了魏晋的法统地位。这不仅仅是务实主义取得了上风，更由于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洛阳、长安的晋朝廷已经覆亡，其在江东的残余暂时已不构成威胁，而主要的敌人换成了从前的盟友、同样出自刘渊汉国的石勒。替代晋朝的目标已经实现，新的目标是消除异己、稳固统治。也就是说，这时的刘曜，有条件作出对国统问题的调整。宣布承晋，意味着晋的结束，从而也从法统地位上否定了江左的东晋。公然以胡族子孙的身份，称王称帝，建立华夏式的政权，并且从法统意义上把胡族政权纳入华夏历史序列，在十六国历史中，刘曜是第一人。
刘曜放弃了对于炎汉的攀附，自然也就不再珍惜汉的国号。可是，改国号曰赵，却是现实政治形格势禁的结果[16]。刘曜如此，石勒亦是如此。据《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刘曜即位之初，曾许诺进石勒爵位为赵王，后来反悔了。石勒怒曰：“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遂称赵王。而同时刘曜亦改国号为赵。两个赵国并立，是长期以来石勒集团在华北地区扩张实力、其势足以脱离屠各刘氏而自立的结果。石勒据有赵地，故称赵王。而刘曜改国号曰赵，就是要否定石勒割据华北的合法性[17]。受制于这样东西对峙的政治局面，石勒新立的后赵，自然不能尊奉刘氏原有的法统，而被迫另起炉灶。《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晋成帝咸和五年（330），石勒称赵天王，“侍中任播等参议，以赵承金为水德”。承金，就是承晋。虽然这个时候刘曜的后赵已经灭亡，但是石勒称赵王与刘曜称赵皇帝几乎同时，东西敌对的关系也决定了石勒不能认可前赵的合法性。因此，石勒建立的后赵与刘曜的前赵一样，把自己的法统与西晋联系起来。
《晋书》卷一○四《石勒载记上》，石勒为图幽州，遣舍人王子春等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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