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浚，谓浚曰：“且自古诚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所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这一段话虽然很不诚实，可是提出这样一个理由以动王浚之心，亦足见这的确是当时人一般的认识[18]。不过，王子春说这话的时候，胡人为帝王的先例，早已由刘渊和刘聪创下了，只是王浚心中未加认可而已。到石勒称赵天王的时候，胡人而为帝王，已经不再是什么新奇怪异的事情。然而反映到五德历运问题上，石勒仍然不敢认可刘渊和刘曜，这里面，既有现实政治的格阻，又有深层心理的虚弱。这一点，观察十六国历史的学者，或多或少可以体会到。
从刘渊依傍汉朝、掩盖种姓来历，到刘曜恢复民族真貌（其实以冒顿配天，显示刘曜虽然放弃了炎汉血统，却仍然不敢放弃南匈奴的招牌），并把胡族建立的前赵纳入到汉魏以来的历史序列之中，再到石勒统一北方，建立后赵，历史条件的变化，使支撑胡族政权的社会心理平台渐渐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胡族政权的法统资源，从无到有，并且越来越丰富，于是一个新的阶段也就到来了。
二、燕秦对石赵的继承与五胡次序的建立
刘曜和石勒共同开创了承续魏晋的新传统，影响到慕容鲜卑所建立的前燕。据《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东晋穆帝永和八年（352），儁称帝，“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儁从之”。石赵国势虽盛，却以凶残闻名，慕容氏与赵为敌，南北对峙，颇有年所。因此建国之初，蔑弃石赵法统，远承西晋，可说合理合情。
但是，前燕时期的历史条件毕竟有了很大的变化。胡族在中原建立政权、称王称帝的时间，已经累积了将近半个世纪，这个时间长度足以侵蚀古老的汉魏传统，并把新的因素引入传统之中。慕容儁的时代，支撑胡族政权的社会心理平台已经构筑起来了，他和他的臣子们却不能认可石赵的法统地位，除了感情的因素，也可能仍然残存着心理的虚弱。
这时，具有宽广历史视野的某些政治家，已经认识到否定石赵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从逻辑上说，石赵在时间序列上早于前燕，前燕也和石赵一样以华北为基本统治区，如果前燕否定石赵历史地位的合法性，那么，理由只能是两个：一，石赵政治黑暗，这个理由是表面的；二，石赵是胡族政权，这个理由可能是深层的。前一个理由来自汉代传统，但是很难操作；而后一个理由，就直接威胁到慕容燕自身了。因此，改弦更张就成为必要。《慕容儁载记》附《韩恒传》：
“（儁）僭位，将定五行次，众论纷纭。恒时疾在龙城，儁召恒以决之。恒未至而群臣议以燕宜承晋为水德。既而恒至，言于儁曰：‘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谓不可。……’儁初虽难改，后终从恒议。儁秘书监清河聂雄闻恒言，乃叹曰：‘不有君子，国何以兴，其韩令君之谓乎！’”
韩恒、聂雄都主张燕承石赵为木德，显然是注意到了否定石赵所带来的逻辑上的危害。“后终从恒议”的“后”，并不是在慕容儁时期，而是到了慕容暐建熙五年至七年之间（364-366）。《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暐钟律郎郭钦奏议以暐承石季龙水为木德，暐从之。”其时慕容恪当政，这个涉及国统的变化应当出于他的定策。
与前燕同时而东西对峙的苻氏前秦，在国统问题上没有直接的史料。可是继前秦而起的姚氏后秦，自称是继承了前秦法统的。《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据此，苻秦承石赵之水德而为木行。钱大昕也说苻氏自居木德，“盖以前后赵为一代当水德也”[19]。我们不清楚苻秦是在何时决定了承赵水德，究竟是早在苻健称帝时，还是迟至苻坚时期，已经难以考证。当然，苻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一定会对前燕有所影响。从情理上说，我认为苻秦作出这一决策应当早于前燕，因为苻氏出于石赵集团，与石赵的政治与情感联系要深厚得多。可是，我们也宁愿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前秦和前燕的政治家们对这个国统问题怀有共同的认识，各自独立而不一定是互相影响着选择了对于石赵法统的继承。
无论如何，石赵成了五胡中最早获得后继国家认可法统地位的政权。从十六国北朝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石赵正统地位的这一变化，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华夷问题给五胡政权合法性带来的窘境，从此有了一个突破。这给后来相继建立政权的各少数族，树立了榜样。无论如何，前燕和前秦都开创了尊胡族政权为华夏正统的新传统，表面上尊重了时间的连续性和实际政治的世次，不复以功德善恶论德运，本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