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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关于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及其他(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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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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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的书，惊喜于其“全编”的名称之余，仔细进行了研读，并拜读了有关的书评（注：吴元康、高红：《一部精心整理的民国史专题资料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资料全编(1915—1923)〉评介》，《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朱寒松：《民族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回望——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资料全编(1915—1923)〉》，《党史纵览》2003年第5期。）之后，颇有名不副实之感：该书除了收录一些翻译的俄文资料(这是它有价值的地方)之外，关于中方的重要交涉资料，基本上没有超出台北的同样内容的资料集，而最为重要的日方交涉资料则几乎没有收录(如果本书书名改为“选编”，一字之别，也许就不存在上述缺憾，但这只是笔者之见)。“二十一条”交涉，是现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学界迄今仍然十分关注。（注：参见张振鹍、郑则民之间的一场学术争论(张振鹍：《“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郑则民：《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若干问题——与张振鹍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张振鹍：《再说“二十一条”不是条约——答郑则民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日本的西村成雄教授对于现代中日关系史，还提出了从1915的“二十一条”到1945年的“日中战争30年”的见解(西村成雄：《“中国统一化”的历史认识》，《日本学论坛》2002年第1期)。笔者2004年7月24日在大阪教育大学的报告会上，再次聆听并讨论过西村教授的这个见解。）关于该事件的资料编纂状况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了。
在日本方面，大正时代(1912—1926)、昭和战前期(1925—1945)的现代日中关系的档案资料，主要收录在外务省1936年开始编纂、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大正时代的外交文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已经出版完毕。由于中方同一时期档案资料的局限和不足，中国学者在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的中日关系时，迄今所运用的史料，主要还是同一时期的《日本外交文书》，例如，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代表作，均是如此。关于昭和战前期的《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在出版《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共3卷，东京，外务省1977—1981年版)之后，自1985年起，继续编辑昭和战前期的《日本外交文书》。目前已经出版者为：《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1927—1931年对中国关系)各1卷，以及《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1932—1937年对中国关系)之1932—1934年部分各1卷(东京，外务省1996—2000年版)。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仅有限地利用过这些资料，进行了相关问题的研究。（注：利用《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的代表作为：俞辛焞《唇枪舌战——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利用《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1927—1931年对中国关系)的代表作为：王建朗《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臧运祜《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这样，就如同中美关系史的学者主要运用《美国外交文书》研究现代中美关系史、实则主要是研究美国对华政策史（注：资中筠：《序言》，资中筠、陶文钊主编：《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一样，中国学者在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方面，由于本国档案史料的缺乏，进行的也主要是关于日本对华政策史或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注：关于中国学界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状况的介绍与评述，参考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主编《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状况及其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关系，参考张振鹍《日本侵华史研究：一个粗略的回顾》，《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除了若干专著之外，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学界关于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代表性的通史著作为：张声振《中日关系史》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天纯等《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沈予《日本大陆政策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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