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记忆的对话和中日关系的未来——关于“东史郎现象” 的考察 |
 |
时间：2009-7-24 13:57:46 来源：不详
|
|
|
一部同样内容的日记，在十几年的时间内由中日两国的出版社出版多达四次，这在出版史上是少见的。东史郎日记就是一部这样的日记。东史郎日记一共出版了四次，出版之后在中日两国引起了不同的反应，这些情况对我们了解中日两国的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在这里，为了使问题能够一目了然，笔者暂且把东史郎日记每一次出版后在中日两国引起的各种反应称之为“东史郎现象”。对东史郎日记的四次出版经过和出版后的各种反应进行简单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对东史郎现象的把握，并有助于对中日关系的走向做出深入地思考。
一
东史郎，1912年4月27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町，1937年8月应召入伍，曾经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1939年9月因病回国，1944年3月再次应召侵华，日本战败后，于1946年1月回国。日记是他在第一次侵华时记录的战地日记，共有五卷之多。
1987年，京都市民运动团体举办“为了和平的战争展”。东史郎应组委会要求展出了他的战地日记。接着，日本青木书店于同年出版了该日记的一部分，名为《我的南京步兵队》[i]。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东史郎日记的第一个版本。“考虑到五十年间一直害怕公开发表的我的这部私人战斗与加害记录，如果作为肩负着日本明天的年轻一代和年轻的母亲们的和平与不战的教材能够起到一点作用的话，我才决定在这里公开发表”[ii]这是经历过战争的老人的醒悟和心愿。和平与不战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日记出版六年之后的1993年，日记有关南京大屠杀时期的部分所涉及的“邮袋事件”当事人桥本光治以损害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和青木书店以及《南京事件·京都师团相关资料集》[iii]编辑人下里正树。这一明显具有右翼背景的东史郎诉讼案[iv]一审、二审东史郎均告败诉。东史郎不服办决，进行了上诉。1998年12月22日，日本东京高等法院作出东史郎再次败诉的判决。这个判决遭到了日本支持东史郎的正义人士的反对[v]。中国媒体也报道了这个判决结果。这在中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个不顾历史事实、伤害受害国国民感情的判决刺痛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作为战争加害国的日本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意象开始在中国民间蔓延。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于1998年12月23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次日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东史郎日记案败诉发表评论说：“中方注意到日本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的判决，对这一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和遗憾！”[vi]中国把东史郎日记引起的诉讼案看成是日本一部分人企图否定战争的行径，东史郎败诉意味着这种图谋的得逞。日本右翼势力的行为改变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给人的整体意象。作为受害国的中国，对这一事件做出强烈反应应该说是自然的。
接着，1999年4月，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东史郎日记》。东史郎在《东史郎日记》的序言里说：“我要忏悔，坦白罪过，脱胎换骨。”“孔子曰：‘过，则勿惮改。’因为我们错了，所以必须反省，切不可成为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vii]关于出版意图，出版前言是这样记述的：“一、是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二、是向广大读者奉献一本完整的《东史郎日记》的需要”，“三、是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需要”，“四、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有力声援”[viii]。日记内容记述的是1937年8月至1938年9月之间东史郎的所见所闻和它的思想活动。南京大屠杀正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东史郎日记》的发行量就达到15万册这一空前的发行量，可见日记的影响之广。1999年5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与世界知识出版社又以《东史郎战地日记》[ix]之名共同组织出版了1938[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