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就《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一书中有关问题与刘平先生商榷 |
 |
时间：2009-7-24 13:47:29 来源：不详
|
|
|
国血统最接近的就是广州汉人，然后两者都很接近畲族，然后又跟柳州的汉人形成一个小杈，接到最后四个少数民族形成的小杈上。这说明“客家人在血统上不仅不像北方汉人，而且还跟广州人、柳州人和一些少数民族最像。”[2](P102—103) 本身是客家人的刘镇发指出：“目前的资料显示，‘客家人’和其他南方人，尤其是广府人比较，显然很相似，一点都不能显出客家人在人种遗传有什么不同……客家人跟其他南方人，尤其是广府人不同的说法无法由人种基因证明，更无法由体质人类学证明。”[3](P108) 可见，罗香林的“测验”结果的可靠性极有问题，《遗忘》据此得出的所谓“人种”差异结论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语言上的差异。《遗忘》强调“土客语言之差异，实为斗祸之主因”。其根据是民国《赤溪县志》所谓“夫无论土民客民，皆黄农裔也，只因方音不同，积年寻仇剧斗”云云。（第16页）语言的差异，的确是土客大械斗中集团归属的重要外在标志，但却不可能成为“斗祸之主因”。《遗忘》作者指出：“客家话与潮州话尚可沟通，与广州话（粤语）就有很大差距了。”并在注释中这样论证：“我之所以说‘客家话与潮州话尚可沟通’是有根据的。据光绪《惠州府志》记载：‘近潮多潮音，与闽漳泉语相近，……风气与赣州近，语稍类。’”（第14页）这段话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广东客家人或潮州人都知道，客家话与潮州话差距相当大，根本不能沟通。两者的差距远大于客家话与粤语的差距。徐通锵以语言年代学的方法，计算汉语各个方言间分化的年期，结论是客家话跟广州话最像，200个基本词中有79％相同。[4](P130) 刘镇发的研究表明，“从语言学的事实，澄清了大家对以嘉应方言为狭义定义，所谓‘客家方言’的误解。嘉应方言在声、韵、调、词汇、语法各方面都比较接近广州话或台山话。”[3](P133) 台山县即清代的广东新宁县。同治二年广东巡抚黄赞汤致信广东在籍士绅龙元僖谓：“客之与土……其实皆系同省，言语通，嗜欲同也。”《遗忘》在注释中加按语谓：“黄赞汤说粤省土客‘言语通’，显然是昧于事实。”（第277页）其实， 粤语和客语固然不同，但相近之处颇多（特别是在械斗激烈的新宁、开平、恩平一带），（注：刘镇发指出：“按照韵母的相似性，台山话与‘客家话’显然应该是同类。但讽刺的是，参与粤西械斗的人正是讲台山话和客家话的。”他还指出，罗香林对“跟‘客家话’相对密切，基本能听懂的台山话却一定要排斥在外，因为他们是‘敌人’的语言。”刘镇发：《客家——误会的历史、历史的误会》，第128、140页。） 这两类方言的使用者相处稍久，即不难沟通。
惠州府居民以客家为主，但还有其语言接近于粤语的“惠州本地人”。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东部邻近潮州的海丰、陆丰话，与潮州话同属闽南方言系统，并比潮州话更接近漳州话。故《惠州府志》谓“近潮多潮音，与闽漳泉语相近”。而所谓“风气与赣州近，语稍类”，则是就在惠州府占多数的客家人而言。《遗忘》之所谓“根据”，完全是对同一文献就不同对象所作的两段记载的强为牵合和误解。不仅如此，《遗忘》在创造了这个“根据”之后，就索性把“闽语”作为客家的识别标志了。谈到廉州府时，在所引《大清一统志》“一曰东人，杂居乡村，解闽语，业耕种”一语后加按语云：“以东人‘解闽语’推测，应属客家。”（第347页）把闽语和客家话画上等号了，实为不可思议。
第三，风俗、民风、民气上的差异。《遗忘》未经论证，就说：“粤东北客家人与潮州人或相邻或杂处，语言、习俗相近。”（第41页）“与客家习俗相近的潮州风俗（或者就是潮州客家）”，并以蓝鼎元《潮州风俗考》作为考察客家风俗的依据，（第19页）以郭嵩焘论潮州府的言论说明客家民风。（第42页）作者没有挖掘能够直接反映客家民俗的资料（在广东，这类资料几乎俯拾即是），而偏要牵藤扯瓜，张冠李戴，实与学术规范大相径庭。
其实，与语言上的差异比较，广东三大民系在风俗上的差异要小得多。以《遗忘》特别强调的客家人与广府人差异的丧葬风俗为例。《遗忘》说：“客人南迁，他们对风水的特别迷信及其奇特的丧葬风俗，引起土著的反感，客民固守其俗，甚至当斗祸发生时，他们为了破土著风水，经常有捣毁土著祖坟之事，如开平县，‘客人发掘土著山坟，改葬其先骸。害及枯骨，惨无人道。’”（第18页）实际上，广东三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