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民系——广府人、潮州人和客家人，丧葬风俗都十分接近。《遗忘》所谓“‘相尚屡迁’、‘发冢洗骸’之俗就是客家著名的‘二次葬’习俗”，（第20页）其实是广东三大民系的共同习俗。笔者是广东新会的广府人，与《遗忘》中多次提到的赵沅英（书中误作赵源英）是同村宗亲，就曾目睹为本族先人“发冢洗骸”的仪式。在《遗忘》引用的文献中，也不难找到直接证据：蓝鼎元《潮州风俗考》说潮州人“相尚屡迁，葬后数年，必发冢洗骸”；（第19—20页）彭玉麟奏称广东“民间惑于风水之说，相率停棺不葬，或已葬，启棺检骨，另装骸坛。”（第57页）“客家的二次葬习俗”“引起土著的反感”，完全是脱离事实的臆断。而以客人捣毁土著祖坟改葬其先骸为论据，亦可谓牵强之至。准确的表述应是：客人与土著同样迷信风水，同样有二次葬习俗，不免因争风水而起争执。
《遗忘》说：“潮勇并不单指潮州之勇，咸丰五年十二月上谕称：‘广东潮州等府，人民繁庶，素性犷悍，其失业游民每多觅食外省，千百成群。……’见《清文宗实录》卷185。‘多觅食外省’的情况与客家男子特征相符，故‘潮勇’多系从惠潮嘉等属募得；从广州府所募者即‘广勇’。另外，清军平定斗祸的主角为卓兴，卓为‘纯客县’兴宁人，所部均‘潮勇’，他在奉命剿客之时颇有‘袒护’之意，下详。所以，我认为，潮勇多客家人，这里所述的潮勇性格正是客家人性格的折射。”（第39页）实际上，在文献中，“广勇”、“潮勇”、“客勇”三个名称均系指明其所属民系而非指其地域。“广勇”不仅来自广州府，也来自粤西白话地区各州府。“潮勇”不仅来自潮州府，也来自惠州府的海丰、陆丰。同样，属客家人之“勇”则称为“客勇”，而不会因为其来自广州府或肇庆府而称为“广勇”。“多觅食外省”的不仅有“潮勇”，也有“广勇”——领导上海小刀会起义的刘丽川及其同伙兄弟就是典型例子。如果“多觅食外省”的情况与客家男子特征相符就可证明潮勇多客家人，按此逻辑，就连广勇也多客家人了，所谓“土客械斗”岂不成了客家人的内讧！同治三年（1864年）两广总督毛鸿宾《密保总兵卓兴片》谓：“广东补用副将、琼州镇中军游击卓兴，现年三十五岁，揭阳县人，由勇目出身。”（《毛尚书奏稿》卷10，《遗忘》第306页）《遗忘》之“兴宁人”说，不知何所据而云然。
二、史实之商榷
《遗忘》涉及的广东三合会大起事和土客械斗的一些史实，也有可商榷之处。
其一，《遗忘》说：“洪兵之兴，广州府属惟三水、新会两县，连攻两月不破，新宁县士绅募勇堵御，迫使境内三合会不敢竖旗；肇庆府属惟阳春、阳江两县未有竖旗。”（第78页）这些说法均不准确。当时之广州府，领州1：连州；县15：南海、番禺、东莞、新安、三水、增城、龙门、香山、新会、从化、清远、新宁、阳山、连山。首邑南海、番禺被围攻近半年而未破，此固无待言。光绪《香山县志》记：咸丰四年闰七月十五日（1854年9月7日），官军大败，“贼踞港口”，准备攻城。十七日，官军反击，“遂大克之，贼遁。”[5](下册，第1410—1411页) 陈坤《粤东剿匪纪略》也有类似记载，[5](中册，第669页) 可见香山亦如三水、新会，曾被攻扑而城未破，则为事实。又光绪《广州府志》记新安县乱事，谓咸丰四年七月二十六日（1854年8月19日），“贼罗亚添攻陷九龙寨城”；闰七月“初四日（8月27日），官军收复九龙寨城”；初六日（8月29日），“东莞贼黄广兴……为新安知县黄光周所获，毙之。”[5](下册，第1262—1263页) 但未记县城被攻，更未失陷。
光绪《新宁县志》记：咸丰四年，“有贼党余表宦等数人过河到邑之荻海树红旗，余姓绅士督勇斩去红旗，即时捆送余表宦等二人到县正法……德懿（知县杨德懿）遣武弁同乡勇防守荻海，及荻海被陷，退守疍家山……至八月，大潦，匪乘间进攻疍家山炮台。德懿复督乡勇力战……夺获旗帜器械无算，匪自是不敢深入……邑属无树红旗者，德懿激励之力也。”[5](下册，第1419页) 可见新宁县境内三合会亦曾竖旗，所谓“无树红旗者”是指“斩去红旗”之后。
民国《阳春县志》记：“咸丰四年七月庚申，新兴贼首江阿茂窜入黄泥湾，练总吴瓜四踞城叛，（知县）刘式恕、（守备）黄者常、（千总）吕文光出走，江阿茂会合贼首黎四贵入城……瓜四、四贵踞县署，释囚犯，贴文告，敛财物，城中秩序大乱。”[5](下册，第1577页) 可见阳春县不仅已竖旗起事，连县城也失陷了。
其二，《遗忘》说：“捏称‘客人挟官铲土’以号召土民来应对客民的报复，乃是土民一方行动的第一步。”（第82页）“捏称”云云，出自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人赖际熙主持编纂的民国《赤溪县志》，从其写作的背景考察，很难认为是客观之论。作为中立一方的当事人陈坤和郭嵩焘，所说就大不相同。陈坤《粤东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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