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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结交华人朋友，以消除中国人的反教和仇外心理。
1892年李佳白回美国休假，期间向长老会提出在中国上层社会中传教的设想，因未获长老会的批准，遂于1894年6月与差会脱离关系成为独立传教士。离开美国之前，李佳白宣布成立一个“上等社会传道会”(The Mission among the High Class)。正如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ary)评价李佳白：“一旦认定是真理，他就义无反顾地一直向前。”[3] (p81)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佳白返回中国。甲午战败，救亡图存、维新改良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李佳白“既抵上海，星驰入都”。他来北京目的，是要劝中国变法图强。经总税务司赫德介绍，他结识了李鸿章、翁同和等清政府的上层官僚，后来又认识了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在维新运动时期，李佳白“指陈时政，名闻当道”，[4] (p58)与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注：林乐知(1836～1907)，美国监理会传教士，1860年来华。1868年在上海创办和主编《中国教会新报》，1874年改名《万国公报》，直到1907年在上海去世。又在苏州创办东吴大学。编著有《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册》等书。）、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注：李提摩太(1845～1919)，英国浸礼会传教士。1870～1887年在山东、山西传教，1892年任同文书会(1894年始称广学会)总干事，与维新派来往密切。编著有《新学汇编》、《时事新论》、《西铎》等书。）等，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外国传教士之一。
山东传教的经历使李佳白对中国士绅左右民意的权能有切身的体会，他感到，有必要设立一个针对中国上等阶层的传教机构。所谓上等阶层包括朝廷大臣、地方官员和士绅。他设想，“苟使吾人得开通一上等人之智识，而使之行吾所见，其功效迥非他种行为所得”。[5] 他希望首先影响上等阶层，进而影响中国社会。鉴于民教冲突的情况，李佳白认为通过建立一个机构，经常与各省官僚士绅联络，“俾与西国通达时务、才德兼优之教士互相交契，日久情亲，共保民教相安，两无龃龉”。1894年，尚贤堂初创于北京，堂址设在城西，名为“中外友谊会”，旨在通过“招集中西善士，凡道德高深，学问渊博者”，“讲一切济世救人之法”，[6] “使外人乐于与华人合作，挽救中国”[7]。李佳白的计划得到了李鸿章的许可。（注：李佳白申请设立尚贤堂时，李鸿章曾建议李佳白辅助建立大学堂，因大学堂之议无效，作为交换，李佳白设立尚贤堂的要求得到李鸿章的认可。参见“尚贤堂总理美博士李佳白演说词”，《尚贤堂纪事》第5期第12册。）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总税务司赫德以及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的扶助下，1897年2月，经清政府批准，“尚贤堂”在北京正式成立。“尚贤堂”之名出自《周易》，李佳白解释道：“《周易》有之：祐者，助也。天之所助也，顺也。人之所助也，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兹堂之设，既协于天理人情，又本乎履信思顺。”既体现崇尚圣贤、劝善从德之意，也是为了赢取中国人的信任。它的英文名称是“中国国际学会”(The Inter 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主要是强调中外友好之意。李佳白自任尚贤堂总理，依照尚贤堂章程，由数名中外人士主持日常工作，其入选条件是：“华士必谙西语，长于新学，西士必在华数年，熟悉民情，方充其选。”[6] 当时在北京的一批清朝官员和士大夫被邀请成为会员。
尚贤堂成立后，在国内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注：丁韪良(1827～1916)，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宁波传教，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美国公使的翻译，1865～1894年任北京同文馆英文教习、总教习，1898～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著有《中国的觉醒》、《花甲记忆》等，译著有《万国公法》等。）和中国招商轮船公司等清朝官员、传教士、商务机构的捐助，这使李佳白大受鼓舞，翌年即赴欧美募捐。李佳白在欧美各国宣扬中国的维新运动和尚贤堂的宗旨，得到美、英、法、德、俄、荷等政府和人士的赞助。然而，1899年秋天李佳白返回北京时，百日维新已经失败，适逢义和团运动爆发，堂舍被焚毁，尚贤堂的工作被迫中断。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极力表示与外国敦睦友好，对尚贤堂被毁表示同情，总理衙门王文韶等官员劝李佳白将尚贤堂迁往上海。由巨商盛宣怀、银行家严筱舫等中国商绅捐资，李佳白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购地14亩作为堂址，1903年，在上海重建尚贤堂。迁沪仪式由美国驻华总领事主持，英、日等国领事和中国驻外公使伍廷芳、外务部尚书吕海寰等社会名流到会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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