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成为当时影响颇大的一件盛事。同时成立了尚贤堂董事会，聘请吕海寰任会长，伍廷芳、英美纸烟公司总理汤默士、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维尔德等为董事，各省总督、巡抚，各国驻华公使、洋行总理、商界名流为兼任董事。此后，尚贤堂进入发展时期，建筑规模不断扩大，其机关刊物《尚贤堂纪事》于1910年正式发行。1912年，李佳白征集尚贤堂会员“达到二十国人，十宗教”[8] (p272)之多，一时盛况空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李佳白力主中国保持中立，反对参加协约国，谴责主张中国参战的言论。1917年，他在《尚贤堂纪事》发表大量时政文章，警告“中国加入欧战旋涡为有百害而无一益”[9]，因而激怒了美国及协约国公使，经美国驻华公使要求，李佳白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一段时期里各种流言和攻击影响了他的声誉，一些会员退出尚贤堂。此后，尚贤堂的活动几乎陷于停顿。
1921年，李佳白再度来华。此时的中国在北洋军阀统治之下政局动荡，战乱频繁。由于反对参战，李佳白在上海的声誉有所下降。1922年李佳白到北京恢复尚贤堂的活动，但参加的人数屈指可数，举办活动“有时来客无多，状至冷落”。[10] 李佳白坚持不懈地奔走于京沪两地，苦心经营，维持尚贤堂的局面。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李佳白也转而关注中外关系，每有中外重大事件，便在报刊发表一番议论。在大革命烽火燎原之时，李佳白“始终主张以和平的会议式的统一中国，以缓进的消没外人在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及其设施”[10]。(赵士骏，本报对于故李佳白经理)这种谨慎保守的言论已无法引起更大的反响。北京尚贤堂门庭日趋冷落，1926年秋李佳白又一次将尚贤堂回迁上海。1927年9月30日，李佳白在上海去世。尚贤堂由他的儿子李约翰勉强支撑到抗日战争前夕。
二
李佳白最初创办尚贤堂时，曾打算把尚贤堂作为一个专门对上层社会传教的机构。他称：“本堂之设立以扶助中国为唯一之宗旨，而以联络上流社会为不二法门。”[5] 设立的目的是接近中国的上层社会人士。1897年获得清政府批准正式成立时，李佳白拟定《尚贤堂章程》，将其宗旨阐释为四条，使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一、凡本堂所用之人，所立之法，所办之事，专求有益中国，有利华民；二、本堂主在广设善法，调剂于彼此之间，务令中外民教底于合洽；三、本堂期于恢拓学士之志量，研炼儒者之才能，俾上行下效，使中人以上之人，知能日增，即资之以变化庸众；四、凡本堂往来交接之人，总以劝善为本，无论砥砺德行，讲求道艺，期乎扩充旧识，启迪新知。[6]
从章程内容可以看出，李佳白已不再把尚贤堂当作一个单纯的传教机构，而是赋予其更广的活动范围。其一，将尚贤堂作为中西人士会合的社交场所。他相信中西人士“递交既久，情谊益亲，中外一气，获益良多”。[6] 这一点得到李鸿章的支持[11] (p5126)。其二，作为联络上层社会的渠道，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宣传他的思想，“徐俟当轴者之采访，因而上达于朝廷，他日推行有效”[12]，以达到影响中国上层社会及民众的目的。其三，作为传播西学和从事文化活动的场所，李佳白认为，“目今讲求新学，实为切要之图”。在提倡新学已成潮流之势的情况下，尚贤堂比较容易获得了清政府的认可。
从1897年至1927年，在李佳白的主持下，尚贤堂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举行各种形式的社交活动，使中外人士汇聚一堂，以宣扬中西睦谊，扩大在上层社会的影响。尚贤堂是惟一由中国政府正式批准的宣教机关，1897年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式批准成立，又分别于1909和1914年得到外务部、外交部的批准，引起当时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社会名流、达官显要成为会员。李佳白凭借他与上层社会建立的良好关系，邀请社会名流到堂。遇有官员升迁、尚贤堂会员新有任用，或者有官员途经上海，尚贤堂常设宴送往迎来。以1907年为例，粤省总督岑春煊调任川省总督，尚贤堂设宴饯行，“陪座者为中西官商、外国总领事、硕学巨子”，人数不下70人[13]。会员伍廷芳新任驻美公使，尚贤堂亦宴请其夫妇。同年还宴请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罗思治，以“谢其为华洋义赈会在美劝捐之劳”。1907年基督教入华百年纪念大会在上海举行，尚贤堂为各国分住各省传教士举行欢迎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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