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演讲，宣扬各教联合的思想。李佳白认为基督教和儒、释、道等各教立教的宗旨一致，仁义、博爱、清静等大旨相同。他在堂内和各地除演讲基督教教理之外，还请各教人士演讲和探讨佛教、道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不同宗教的教义及其有益于人类之理。仅以1913年上半年为例，教务联合会举办的演讲会的演说题目有“论孔教之结果”、“论基督教祈祷之真意”、“论回教祈祷之真意”、“论印度西克教之原理”、“论道教祈祷之真意”、“论春秋大义”、“论自由之理必不出真道之范围”、“论大同之理与天道关系”、“论目前时事与天道人命之关系”等，此外李佳白以“各宗教对革命之见解”为题共演讲十一次。[24] 被邀请到尚贤堂演讲的人中，有信奉基督教的博士、道教院院长、印度教的教授、孔教会会长、佛教哲学家等等。印度诗人泰戈尔、佛教太虚法师、日本佛教观光团团长尾关本孝、驻美公使伍廷芳等都曾是尚贤堂的座上宾。
三
以往关于李佳白的研究著述，多集中考察他在维新时期的活动和影响，对于他和同时期其他英美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等人，在推动维新变法运动、传播西方文化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注：王立新关于传教士研究的专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从现代化的角度考察美国传教士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认为李佳白等传教士既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扮演“文化掮客”的角色；又是殖民势力的一部分，代表着西方的利益。这一评价取向在关于传教士活动研究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对李佳白在维新变法运动以后的活动，许多论著几乎没有涉及或寥寥数语，可以说还限于片面的或局部的研究。从上所述，可见李佳白在维新失败后并没有销声匿迹，在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离华或去世后的近20年中，还一直活跃在中国社会的舞台上。从晚清至民国初期，李佳白在尚贤堂从事的活动曾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传教士，然而长期以来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有关的评价也显得过于简略或有失公允。（注：顾长声在《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和《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二书中，介绍了李佳白在华活动，提供了他的基本生平和在中国活动的资料。作者将李佳白创办“尚贤堂”，开展对上层社会的活动，视为“把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相结合，以建立文化上的反动同盟，企图奴化中国人民”。这一评价明显带有“文化侵略”范式的痕迹。）
应当指出，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李佳白及其创办的尚贤堂的活动，也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产生了新的影响，这是不应忽视的。
其一，19世纪下半叶，由于中国民众对基督教和传教士日趋敌视的态度，迫使传教士改变了他们的传教方式。李佳白创办尚贤堂，反映出在华传教士的传教重点由基层民众向上层社会转变的趋势。如前所述，山东传教的经历使李佳白感到要消除传教的障碍，实现传教目的，首先必须使士绅消除敌视心理，自上而下影响民众。因此决定将传教对象转向上层社会。当然，对上层人士传教并非李佳白首创，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都曾有同样的思想。1890年，第二届“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李佳白提出在上层社会传教的计划，得到李提摩太的热烈响应。但他们或从事西学教育、或翻译出版书籍、或主办报刊名闻一时，并没有切实付诸行动。
实际上，李佳白创办尚贤堂主要不是为了直接向上层社会传教，而是通过尚贤堂结交上层人士，联络感情。他认为如果传教士成功地影响了中国官员，将有助于后者为国家制定更好的政策。清末从光绪皇帝到维新人士梁启超，民国初年从袁世凯到黎元洪，北洋军阀时期从段祺瑞到徐世昌以及各省实力派人物，李佳白都与他们结下了良好的关系，赢得上层社会的普遍好感，他以此为基础，宣传改良中国的方案。在20年代以后，北京和上海相继出现了一些模仿尚贤堂、以协调中外关系为宗旨的机构，可见李佳白及尚贤堂在当时是颇有影响的。1927年9月30日，李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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