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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史学与跨学科研究

时间:2009-7-24 13:47:31  来源:不详
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87年第3期,第5、18页。)。
再次,社会学对环境史的影响,还表现在城市环境问题、环境正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成为美国环境史的主要内容。社会学家更加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问题,撰写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社会调查报告,比如“理科逊在1974年曾对100多家工厂进行抽样调查,了解已经实施污水控制法的企业对环境问题的态度;莫洛奇曾详细考察过巴巴拉纳地区官员和居民对当地石油溢出事件的反应,重点研究许多居民由此产生的‘激进化’倾向”(注:《环境社会学研究纵横谈》,《中国环境报》1988年9月15日。)。而且许多研究报告显示,“种族、民族以及经济地位总是与社区的环境质量密切相关,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少数族群和低收入者承受着不成比例的环境风险”(注:洪大用:《环境公平:环境问题的社会学观点》,《浙江学刊》2001年第4期,第67页。)。可以说,这些调查报告的公布与发表,对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起过推波助澜的作用。当城市环境、环境正义进入环境史学家的视野之后,阶级、种族、性别等分析方法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环境史学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采用,并带来了环境史和社会史的融合。
环境史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也异常密切。这一点已经为沃斯特、怀特等许多环境史学者所指出(注:唐纳德·沃斯特:《作为自然史的历史:理论与方法》(Donald Worster, " History as Natural History: An Essay on Theory and Method" ),《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第53卷,第1期(1984年2月);理查德·怀特:《土著印第安人与环境》(Richard White, "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Environment" ),载W. R. 斯瓦格蒂:《学者与印第安人的经历》(W. R. Swagerty, ed. , Scholars and the Indian Experience),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理查德·怀特:《环境保护主义和印第安人》(Richard White, " Environmentalism and Indian Peoples" ),载康韦、凯尼斯顿、马克斯:《土地、空气、火和水:对环境的人文研究》(Jill Ker Conway, Kenneth Keniston, and Leo Marx, eds. , Earth, Air, Fire, and Water: Humanistic Studies of the Environment),马萨诸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克雷希、麦克尼尔、麦茜特:《世界环境史百科全书》(Shepard Krech Ⅲ, J. R. McNeill, Carolyn Merchant, eds. , Encyclopedia of World Environmental History),纽约2003年版,引言,第xiv页。)。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自身的起源和发展,以及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注:梁钊韬:《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作用》,中国人类学学会编:《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依照这两部分研究内容,它又可以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支。其中,文化人类学又衍生出考古学、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等次分支学科。“人类学从其形成到现在,经历了以研究进化为主到以研究行为及习俗为主的重心转移”(注:周大鸣:《现代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在19世纪人类学的形成时期,许多人类学家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地理、环境和气候对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决定性和限制性的作用。受进化论的影响,人类学长期研究人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原始社会。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学逐渐对较复杂的乡民社会产生兴趣”,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的视野也开始转向对都市的研究”(注:周大鸣:《我们从历史走来》,周大鸣编:《二十一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在人类学发展的过程中,环境决定论逐渐被或然论所取代,后者强调人类与环境的稳定的或动态的关系。这一观点被斯图尔特表达得最为充分。在他看来,环境和文化不是分离的,而是包含着“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谓反馈或互为因果性”,“环境和文化皆非‘既定的’,而是互相界定的”,“环境在人类事物中的作用是积极的,而不仅仅是限制或选择”,同时,“在反馈关系中环境和文化的相对影响是不同等的”,“有时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有时环境又占上风”(注:唐纳德·L. 哈迪斯蒂:《生态人类学》,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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