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引起的震动，不仅仅是哲学史研究本身，而是中国当时整个的文化思想领域。蔡元培专门为这部书写了序言，盛赞此书有四大长处：（一）证明的方法；（二）扼要的手段；（三）平等的眼光；（四）系统的研究。就史学界而言，这部书除了在使用了证明的、分析的、系统的等研究方法而给予当时的史学研究以极大的影响和启迪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观念上的启蒙作用。人们开始从中认识到，历史学必须建立在有所依凭的、可信的材料的基础上，摒弃杜撰和编造，只有追求历史的真实，才是科学的历史学。因此，后人称《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具有“示范”、“典型”、“典范”、“划时代意义的书”，也可以说，这部书使中国史学开始具有了现代史学的基本观念。

二、提倡“科学方法”

胡适一生不断地宣传倡导“科学方法”。他多次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的唯一的目的，是要提倡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验证的思想方法。”⑷从1916年的《诗三百篇言字解》直到1960年的《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胡适一生所写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的文章，据统计约在百万言以上⑸。这在本世纪史学家中应属独一无二，也构成了胡适的最重要的学术特色。应当指出的是，产生影响的中国史家一般是以学术著作立身传世，而以“奢谈”“方法”为特征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在胡适之前可能也不多见。

胡适的“科学方法”是以他所接受的、他的老师杜威的实验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实验主义经美国的皮尔士创立，詹姆士、杜威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理论体系。胡适接受和介绍的是杜威的学说，而真正使用的是其中的方法论。他多次强调，“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⑹。一般认为，胡适的“科学方法”的中心内容，可以归结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尽管仅十个字却“成为本世纪中国最响亮的学术口号”⑺，然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治学的精神和态度。真正具有“方法”意义的内容，是他根据中国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现代科学法则加以贯通，所得出的一系列结论。从这个角度而言，胡适所谓“科学方法”正是转型中的中国学术所需要的东西，适应了当时的学术发展的内在要求。

首先，结合西方现代科学方法，阐发清代乾嘉考据学已经具有了“科学”的精神，“他们用的方法无形之中都暗合科学的方法”，强调“把‘汉学家’所用的‘不自觉的’方法变为‘自觉的’”⑻，才是当务之急。

尚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胡适就对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感兴趣，并试图比较中西考据学方法的不同思路。在康奈尔大学他特意选修了包括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等课程在内的“历史的辅助学科”，翻阅《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版本学”条目。他说：“杜威对有系统思想的分析帮助了我对一般科学研究的基本步骤的了解。他也帮助了我对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的了解）。……在那个时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没有人）曾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其相同之处。我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我之所以能说出这话来，实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⑼

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以历史考证学最为兴盛，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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