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同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都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看来，文学革命重在革新文体文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时期的主张之一；整理国故重在对传统学术的重新整理与研究，是新文化运动继续深入发展之后对传统文化重新审视的一种态度。不过，两者在内容、目的、影响以及客观效果诸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尤其是整理国故运动，一度引起倡导新文化的阵营和守旧派势力的比较复杂的褒贬毁誉。

胡适大力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一方面涵盖了上述的“科学方法”，另一方面，从他本人所从事的具体研究上看，主要反映在“广义的史学”⒃方面，有对古代哲学史、哲学家、史学家的研究与考证，对《水经注》的研究等方面，都对于转型中的中国史学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胡适又有《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和《中国中古思想小史》，只是未能及时完整地出版问世，影响不大。关于中国哲学史，胡适还曾与梁启超、章太炎、章士钊等人就墨子研究的诸问题进行过一场讨论，又曾与梁启超、顾颉刚、冯友兰、钱穆等人就《老子》成书时代问题进行过一场影响范围更为广泛的讨论。1934年，胡适完成了五万余字的《说儒》，以新的眼光和视角对儒学的产生、发展、流变作了颇有创见性的论述，被认为是“从任何角度来读，都是我国国学现代化过程中，一篇继往开来的划时代著作”，它“杂糅中西，做得恰到好处”⒄。

以戴震研究为中心，胡适对近世哲学也曾有过系统的研究计划，后虽未完整成书，却也留下了《戴东原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1923年）、《费经虞与费密——清学的两个先驱者》（1924年）、《戴东原的哲学》（1925年）、《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1928年）、《颜李学派的程廷祚》（1936年）等一组很有份量的论著。胡适在这些论著中进一步分析了清代学术对宋明理学的反动的特点，指出了清代学术对于当代学术的影响，从更深的层次宣扬清代学术的治学方法。

相比之下，胡适对两位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和崔述的学术的刻意阐发，对于史学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章实斋先生年谱》（1921年）区别于旧式流水帐式的年谱，重在表明章学诚的学问思想。在写法上，特别将章学诚著作中的重要思想观点按年代先后分别录入谱中，并对谱主作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梁启超评价说：“胡适之之实斋谱，不惟能撷谱主学术之纲要，并及其时代思潮”，是“近代学术界一盛事也”⒅。《科学的古史家崔述》（1923年）一文，首次全面肯定了崔述史学成就的意义。他说：“我深信中国新史学应该从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录＞做我们的出发点，然后逐步谋更向上的进步。”“简单说来，新史学的成立须在超过崔述以后，然而我们要想超过崔述，必须先跟上崔述。”⒆胡适以及顾颉刚对崔述的表彰，促进了“古史辨”运动的发展。

晚年的胡适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专门于《水经注》案的研究，意在搞清戴震是否窃取了赵一清的《水经注》研究成果。由于这桩学术公案过于复杂，尽管胡适的考证对于澄清事实有很大的帮助，但最终也没有形成定论，并且对《水经注》本身的研究亦无创见。不过，胡适在这一过程中搜集到了许多稀有的《水经注》版本，同时在考辨过程中指出了被一些权威学者视作定论的错误，这些也是应当被肯定的。

为了保存真实的历史材料，胡适一生大力提倡传记文学，并且颇能身体力行。除上述几位清代学者外，他还写过《丁文江的传记》《李超传》等传记、年谱性质的文章约40篇，包括《四十自述》等关于他本人的自传。这也充分说明了他所具有的历史眼光，以及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胡适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胡适学术所产生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尽管在今天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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