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谈南北朝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 |
 |
时间：2009-7-24 13:47:38 来源：不详
|
|
|
; 与之相对，南朝"文清武浊"的鸿沟，既限制着文散官向将士普授与滥授，也限制着文武名号的"双授"。南朝官僚结衔，文官例在武职之前；而魏末及北周之"双授"的结衔形式，均以"将军"居"大夫"之前，暗示着武号优于文号的情况，从而构成对比。南朝的文散官，事实上已被组织为"门品秩序"的内在部分，与各种清浊、品位的复杂关系搅成了一团儿，军号想"拉动"这个盘根错节的局面来，确是力不从心、太过沉重了。假设江左居然发展一种类似北周、隋唐那种散阶序列的话，它反倒可能是个与士族政治分道扬镳的东西。北周、隋唐的文武散阶，较之汉代的禄秩等级，已浸染了浓重的“品位”色彩；但较之江左"门品秩序"，它却呈现为一个依序晋升的开放性阶梯。这些散阶每每被用于"泛阶"，但"泛阶"毕竟排除了门第尺度，对文武士庶一视同仁。尤其在依劳、依功而授阶的时候，这个序列就已超越了士族政治的束缚，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了官僚政治性质。
至此我们已可做一总结、收束全文了。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我们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阶官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向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此时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46]
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部落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族政权中军人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得到了更大重视。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专制官僚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集权制、等级制、法制和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47] ；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1] 参看拙作：《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北京大学学报》1998第6期。
[2] 《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
[3] 《魏书》卷六九《裴良传》。
[4] 《周书》卷三三《赵刚传》。
[5] 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 《隋书》卷二六《百官上》："开府仪同三司位次三公，诸将军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