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书的时间，学界通常认为撰写于1899年初，康氏自己还有起稿于乙未(1895年)的说法。通过研究与分析，可以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应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定位于此，更易于把握该年谱的史料价值。　　

　　年谱是按年次记载人物生平事迹的传记文献，因而将传主的自编年谱视为个人回忆录亦不无理由。在史学研究中，这种具有中国传统形式的传记文献通常被当作较为重要的史料来利用，康有为的自编年谱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由于康氏与晚清政治、学术、思想、文化的重要关系，学界对其自编年谱的重视更是非同一般。

　　康氏自编年谱本拟名为《我史》（注：康同璧：《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前言”，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9页。），后人改称为今名。年谱在康氏生前并未刊行过，1927年3月康有为逝世后，曾以抄本的形式在小范围内流传，现在已知的抄本有罗孝高、丁文江、康同璧、赵丰田藏本。（注：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615页。）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史学会组织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时，才根据赵丰田所藏抄本与康同璧所藏抄本对校后，取名《康有为自编年谱》，收入该丛刊（注：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07—169页。），这是康氏自编年谱首次印行（注：这里只是从年谱本身的刊行来说的。如果从年谱的内容而言，1932年康氏弟子张伯桢刊行《南海先生传》，其中前半部分(1898年以前)基本上便是依据康氏自编年谱改编而来，但张氏并未向读者说明。该传后附王树楠跋云：“弟子述先生事，见闻较为真确，故能始末备举，钜细不遗，此书可作康先生年谱，并可为一朝史镜焉。”当时王氏或许知道该传与年谱的关系，但亦隐晦未明。详见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收入《沧海丛书》，北平琉璃厂文楷斋刻印，1932年5月；(徐)一士《读〈南海康先生传〉》，《国闻周报》第9卷第20期，1932年5月。二者均转引自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61页。）。此后半个世纪，台湾和大陆一些机构又多次刊印该年谱（注：台湾和大陆先后出版的康氏自编年谱有：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第2辑，《康南海自订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22册，《康南海先生自编年谱》，台北，宏业书局1976年版；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中华书局1992年版；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康有为：《我史》，收入刘梦溪主编、朱维铮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康有为卷》(以下简称《康有为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但基本上皆以抄本和《戊戌变法》丛刊本为据，内容并无二致。其中楼宇烈先生整理的《康南海自编年谱》，不仅增入公元纪年，又改正了丛刊本中个别明显的误字，故多为学界重视和引用。

　　不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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