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之处，年谱原稿应藏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但经笔者查询不确。笔者在查访年谱收藏机构的过程中，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程啸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研究员以及国家博物馆相瑞花、高世瑜两位研究员的热忱帮助，特此致谢。）尽管未能见到稿本，但据前引康有为的注语，笔者推断，稿本第一册应止于乙未年，康氏注语应写于该册之后，否则康不至于有“此书”之称；稿本第二册，当为丙申至戊戌部分。由此，或可断定，康氏自编年谱稿本分为两册，本来已是前后相续、自成体系的本子，只是由于康逝世前添加了一句注语，才又引出“两阶段”成书的歧说，这其中自然有后世学者综合分析的主观因素在内。不过，即使乙未前后两阶段成书的说法成立，似乎也不影响人们对年谱最后成书时间的认定，学界对两种说法的差异忽略不计，原因大概也在于此。
二
康有为逝世前为何在基本定稿的《我史》中，写下这段注语，具体缘由今人已很难知晓。不过，他在70岁时自称在乙未年便撰写了年谱前半部，可谓疑窦丛生。让人怀疑的理由至少有三点：其一，是年康氏方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年仅37岁，似不至于在仕途尚未发达、功名尚未显赫时，就对自己的前半生做回顾性的总结。这与明清时期人们晚年撰写自订年谱的习惯不符。其二，乙未年《马关条约》签订，康氏在京参与策动公车上书，后又参与强学会活动，是年八月复南下，得到张之洞支持，创办上海强学会。此刻之康氏全身心投入上书开会的政治活动，是否会有时间与精力撰写年谱，也是值得怀疑的，至少目前还没有发现关于他撰写年谱的有力佐证(包括康氏本人或其家人弟子的文献)。其三，康自言年谱在政变发生时被抄没，后又碰巧被其门人罗孝高（注：罗孝高，名普，广东顺德人，康有为弟子，麦孟华的妹夫，万木草堂后期的学生。戊戌政变后赴日本游学，入早稻田专门学校读书。见陈汉才编著《康门弟子述略》，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139页。）所得，并完璧奉还，这种说法不免过于离奇。现在看到的年谱，内容多讽旧党者，且指名道姓，攻击慈禧、荣禄等当政者，倘若抄没，又岂有重新流落民间的可能性？况且又能恰巧被其门徒所得？事情如此玄虚，很难令人信服，笔者以为康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可能性不大。
退一步说，即使康氏乙未年确实撰写过年谱，而且年谱被“抄没”后又奇迹般地回到康的手中，那么，现在看到的年谱，恐怕也不会是“抄没”时的原样了。比较有力的证据是，今行年谱乙未年以前的内容，多夹杂着后来发生的事情。兹列举如下：
(一)年谱“光绪九年癸未”记是年在南海创不缠足会情形后，康又言：“至乙未年与广仁弟创办粤中不缠足会，实用此例及序文……戊戌七月，吾并奏请禁缠足矣。以知天下事无难易，专问立志如何，昔之极难者，后或可竟行焉。吾立禁缠足之愿，与废八股之愿，二十年皆不敢必其行者，而今竟行之。”（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1页。）这里插入的是戊戌年的事。
(二)“光绪十四年戊子”记代屠仁守草折建议修筑清江浦铁路事，称“去年容闳乃请筑津镇铁路，吾实助之，奉旨见行。既而政变，撤容闳差，今命胡燏棻、张翼督办，盖十一年矣。”（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17页。）丁酉年(1897年)才发生的容闳请筑津镇铁路事，怎会是乙未年所记？
(三)“光绪十九年癸巳”记述南海县“同人团练局之举”时，将之比于戊戌年八月之政变：“自癸巳十一月攻张事起，谤言沸腾，吾几死于是，而礼吉实殉难，与为中国变法，吾与卓如几死于是，而幼博、谭复生、杨漪川、林暾谷实殉难焉……与八月国变未有少异也。”（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22—24页。）这些内容只能写于戊戌政变后。
(四)“光绪二十一年乙未”记翁同和事迹甚详。据年谱，是年闰五月初九日翁、康二人首次面晤，翁对康言：“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姑为子言，宜密之。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自经文芸阁召见后，即不许上见小臣。”（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29页。）当时翁视康为“策士”，对其变法主张自然有所询问，似在情理之中。但诸如“上实无权，太后极猜忌，上有点心赏近支王公大臣，太后亦剖看，视有密诏否”之类牵涉宫闱秘辛的事情，焉能与一位素无渊源的“狂生”初次见面时就一吐为快？这岂是以理学修身，具有浓厚忠君观念，秉性谨慎持重的翁同和所为？这段谈话提到的“密诏”问题，似写于政变之后，因为只有政变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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