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之美处”。在研究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与学术思想时，利用该人物自著的不同文献彼此互证，本来是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然而，具体到康有为，情况似乎又要复杂得多。（注：以《大同书》的成书年代为例，方志钦先生虽认为该书成书于1901—1902年间，但是，对汤志钧先生“倒填年月”的说法仍有疑义。他以康氏年谱为据，认为光绪十年康“从事算学，以几何著人类公理”，即“手订大同之制”，这便是《大同书》的最初草稿，此草稿又几经修改补充，1886年的《内外康子篇》、《公理书》，1887年的《人类公理》等，都是《大同书》的修改稿和续编。理由之一是：“《自编年谱》记1895年前的部分，系1895年所写，此时距《大同书》定稿尚差四至六年，其中有关《大同书》的记载，与《大同书》序言，并无矛盾，不可谓‘倒填年月’。”详见方志钦《关于〈大同书〉的成书年代问题——与汤志钧同志商榷》，《学术研究》1963年第1期。显然这是由于相信康氏自称年谱成书于乙未年而将其与《大同书》互证的必然结果，实则二者成书皆较晚，这可能是学术研究中受到康氏误导的一个典型例证。）
就明清时代学人自撰年谱的起因，杨殿珣先生认为，“有的是自己感到自己怀才不遇，用以发泄自己的不平之气；有的是叙述生平，载诸家谱，用以垂示子孙；当然也有为了夸耀自己的成就，宣扬自己的丰功伟绩。”自编年谱的名称也比较丰富，如殷迈的自编年谱为《幻迹自警》，耿定向的叫《观生记》，王恕《省身录》，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庞钟璐《知非录》。年谱名称本身便寄托了作者的旨趣和思想。（注：杨殿珣：《中国年谱概说》，《文献》1979年第2辑，第172、167页。）不过，通常情况下每个人的撰述动机可能都是综合性的。对康有为来说，夸耀成就、宣扬伟绩的用意自然最为明显。康有为将自编年谱取名《我史》，寓意也十分明显，无疑是着力于说明自己的生平、学术及政治活动，特别是与变法活动的关系。细读全文，讲述其与变法活动的关系应是主线，这种提纲挈领总结式的回忆，与弟子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康南海传》的宗旨相近。尽管他们师徒的角度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宣传康、梁变法史的意图是完全一致的。康氏将年谱称为“我史”，欲使之传之不朽，明显流露出名山事业的情结。在他逝世前经他最后审订过的《我史》，正是他希望让后人铭记的历史。对此，朱维铮先生指出：“《我史》在成稿半个世纪后才刊布，书题被刊布时编者改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自有某种不得已的考虑，但也大失原著论旨，由原著结语可明。”因此，在编辑康有为学术著作时，将它作为康氏“以我为核心的思想政见的自我总结”收入其中，“并依据康同璧的佐证，恢复其原名。”（注：朱维铮：《康有为先生小传》，《康有为卷》，第15页。）在某种程度上说，恢复《我史》之名，更符合康氏的本意。
纵观晚清政治史研究的现状，今人对戊戌变法史的整体理解，从主流上讲，依然未能摆脱康梁话语系统的基调；而康有为自编年谱与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相表里，实为支撑这种话语系统下戊戌变法史叙述框架的核心文献。近年的研究趋向表明，在研究戊戌变法时，学界似乎已经不再只关注康梁之文本，而忽略其文本产生的语境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先生和戚学民先生对《戊戌政变记》版本及其语境的探索，其中，后者的研究更具深入性。（注：参见狭间直树《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相比而言，对康有为自编年谱形成过程的探索，依然很有限，似应有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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