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又记：“先是翁常熟在毓庆宫独对……及六月派总理衙门行走……吾累书劝其力辞总署之差，常熟不能从，后以割胶事为罪谤所归，荣禄嗾其私人劾之，常熟卒以是逐。常熟去官后云，悔不听我言也。”（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32页。）割租胶州湾事发生在丁酉年，翁去官在戊戌年，这里再次掺入后来发生之事。

　　笔者认为，康自称年谱起稿自乙未年基本不可信；退而言之，假定他在乙未年确实写了年谱的前半部分，今天似乎也不能将其视为乙未年形成的文献。由于乙未前部分掺入了丁酉、戊戌年的内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将年谱成书时间定在戊戌年底，恐怕比“两阶段”成书的说法更为合理。当然，问题还不止如此简单。

　　三

　　说政变后康有为在日本开始撰写其自订年谱，大致没有疑问。流亡海外的康梁师徒通过报章宣扬其政治主张，披露变法和政变内幕，并且集中解释康与变法的关系，均是在这一时期。

　　这期间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先在《清议报》连载，后又汇集成册，第一次对戊戌维新运动从整体上进行描述，建立了一个以康有为为领袖、以康氏政治活动为主线的戊戌维新运动叙述框架。其中《戊戌政变记》第一篇《变法实情》第一章《康有为向用始末》，集中说明了康有为与戊戌新政的关系；该书附录一《改革起原》，也以康有为的事迹为线索，介绍改革的源起。两文均以康氏个人为主线，互为表里，描绘出了从1895年到1898年以康有为为主的变法运动史。（注：上述情况戚学民先生曾做过细致的研究，参见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戊戌政变记》虽说乃梁启超署名所写，但其中很难说没有康有为本人的参与。如果考虑到这种背景，康有为于此时回顾自己的教育、学术和政治活动，并加以总结，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据此可以认为，康氏此时开始撰写年谱比乙未年有着更为合理的动机，年谱主体内容也当形成于此时。

　　然而，年谱的定稿时间似乎不能看成是1899年初。毕竟，年谱在康氏生前从未刊印，稿本又多有涂改增删处，康逝世前又添加注语，揆诸以上情形，可知从初稿到定稿，经过了不断的修订。期间到底有过多少次增删、修改，现在无能得出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1899年以后康氏年谱依然处在不断修订中。近年朱维铮先生在研究中提出了康氏年谱后来填补内容的情况，这说明年谱的“点窜”问题已经受到学界关注。

　　康有为在年谱中还用大量笔墨记述了光绪十四年前后他与御史屠仁守的关系，并论及代屠草拟奏章之细节。对此，黄彰健先生曾表示怀疑，孔祥吉先生则撰文对黄说提出异议。（注：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可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第603—626页；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56页。）笔者以为，当年康有为与屠仁守有所接触或无所疑，但关系恐密切不到像康自编年谱中说的那种程度。康当时屡遭士林讥讽，为何独得屠仁守的青睐？况且康自称与屠乃“至交”，“过从甚密”（注：据康有为说，他曾赠洪良品一首诗，“并示屠老”，称与他们“过从甚密”。参见《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从时人留下的文献却不见记录，这也是令人生疑的地方。总之，此项研究似不可过分依赖康氏年谱与现存康代屠仁守草拟章奏墨迹之间的互证。因为现存墨迹是否为1888年的原迹，抑或是康后来的新抄件，现在已很难说清；况且，《屠光禄奏疏》刊印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促成是书刊行并为之写序的刘廷琛，又与康同为复辟党人，康有为有可能看到过此书。若是，则现存康氏代屠仁守草拟章奏的墨迹是否录于看到此书之后，以及康氏墨迹有无可能出自对屠氏部分章奏的删改，诸多问题，恐怕很难厘清。（注：汤志钧先生则认为，康有为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冬月在桂林刊行的《救世刍言》中收有《钱币疏》和《请开清江浦铁路折》，皆为代屠仁守所作，其中后者有抄本，现藏上海博物馆，似为早年旧迹。参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46页。）在这一点上，黄彰健先生的怀疑不无理由。黄先生进一步断言，康氏年谱记载代屠草折之事“有虚妄不实及掠屠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