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该年谱文本的广泛利用相比,康有为自编年谱作为一种历史文献,其形成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注:据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日本学者田原正己曾撰写《〈康南海自编年谱〉之考察》一文,收入《香川大学教育学部研究报告》第1部第30号,1971年3月。因笔者未能见到该文,文中是否涉及康氏年谱的成书情况,不详。)对于年谱成书于戊戌政变后即1899年初前后的习惯说法,学界少有疑义,学人对年谱内容的利用和研究,亦多以此为前提。近年有学者指出,康氏年谱中个别内容似乎是后来很晚时候补入的,年谱内容有“点窜”的嫌疑,实际上已对该书成书时间的习惯说法提出了疑问,但似未从整体上对该问题展开考察。(注:朱维铮:《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213页。)本文希望借鉴既有的研究成果,对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撰写、形成情况进行考订,提出疑问,并对与之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不妥之处,尚请方家指正。
一
学界通常认为康有为自编年谱撰写于戊戌政变后即1899年初前后,这是以康自己的说法为根据的。康年谱末云:
聚散成毁,皆客感客形,深阅生死,顺天俟命,但行吾不忍之心,以救此方民耳。诸子欲闻吾行事,请吾书此。此四十年乎,当地球文明之运,中外相通之时,诸教并出,新理大发之日,吾以一身备中原师友之传,当中国政变之事,为四千年未有之会,而穷理创义,立事变法,吾皆遭逢其会,而自为之。学道爱人,足为一世,生本无涯,道终未济,今已死耶,则已阅遍人天,亦自无碍,即作如是观也。后此玩心神明,更驰新意,即作断想,又为一生观也。九月十二日至日本,居东京已三月,岁暮书于牛込区早稻田四十二番之明夷阁。(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67—68页。)
这段话乃年谱终篇总结之语,据此,年谱当完稿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岁暮,亦即1899年初,这种说法现在比较通行。不过,《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后所附《书目解题》的说法与此稍有区别:
是书系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以前所作,叙事亦止于是年为止。原稿在戊戌抄没,展转落于其门人罗孝高手中。戊戌十二月,作者流亡日本,复将乙未以后事补作而成是编。(注:《戊戌变法》第4册,第616页。)
题解强调指出年谱是分两个阶段写的,即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以前部分(包括乙未年)写于乙未年;光绪二十二年至光绪二十四年(丙申、丁酉、戊戌,1896—1898年)三年的内容则系政变后流亡日本时续补的。仔细审察,这种解释实与年谱中的康氏的一句注语有关。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三十九岁”前有康氏自注云:
此书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叙事亦止于是岁,门人罗孝高不知从何得之,盖戊戌抄没,落入人间,而孝高得之也。更苏年七十识。(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32页。)
康氏晚号更苏,其年70当在1927年。是年3月8日(二月初五)康有为在上海度过70岁生日,数日后遂离沪去青岛,3月31日(二月二十八日)在青岛寓所病逝。据其门人麦仲华回忆,康氏70寿诞后,即在上海“亲自检理其平生最爱之书籍,及自著稿件等,彻三昼夜不稍息”(注:据麦仲华函,时间不详,转引自夏晓虹《圣人心迹》,《读书》1996年第8期,第119页。)。康同璧也回忆说:“先君去沪时,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巡视园中殆遍,且云:我与上海缘尽矣!以其像片分赠工友,以作纪念,若预知永别者焉。”(注:康同璧:《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第235页。)康氏离沪前曾检点遗稿,据此似可判言,这条注语应是康逝世前不久临时添加的。显然,题解中所谓康年谱分两阶段成书的说法,是将年谱正文总结语与康氏所添注语综合后得出的一种新解释。
康同璧和赵丰田抄本所依据的年谱稿本,可能仍存世。据谢巍先生称,“该稿本不分卷,共两册”。笔者虽几经努力,惜仍未能找到原稿。(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中国近代史参考图录》中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页,有“《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首页”图片,说明年谱稿本仍存于世。又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第615页“《康南海自编年谱》(我史)”条下记云:“稿本不分卷,二册。《万木草堂丛书目录》载《我史》条注,‘即年谱’。”根据该书所注藏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