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　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　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　”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　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　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　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　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　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　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　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　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　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　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　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　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　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　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　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　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　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　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　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　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　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　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　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　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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