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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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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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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 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 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 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 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 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 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 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 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 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 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 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 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 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 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 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 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 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 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 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 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 “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 ｄāｎｇ@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 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 。”(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 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 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 》、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 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 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 “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 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 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 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共红色根据地 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 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 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 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 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 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 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张闻 天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 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 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意识形态竞争中构成一种协调互动的结构。史学与史剧对太平天国 题材的反复演绎，都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将太平 天国当作中国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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