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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时间:2009-7-24 13:47:44  来源:不详
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 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 ,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 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 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 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 ”,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 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 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 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 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 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 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 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 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 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 ,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 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 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 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 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 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 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 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 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 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 ,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 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 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 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三、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意义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 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 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 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 “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 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 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 “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 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 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 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 ,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 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 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 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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