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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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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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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 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 ，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 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 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 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 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 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 ”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 、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 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 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 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 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 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 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 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 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 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 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 。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 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 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 》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 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 “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 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 》，《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 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 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 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 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 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 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 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 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 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 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 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 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 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 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 的国民党与延安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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