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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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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7: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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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9] 而且在世界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中国人便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12](上,P.278) 之后，汉语和汉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深远，直到今天。
与此相比，古希腊文、拉丁文在西方世界虽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但其影响却是日渐削弱，没有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语言。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及其以后其部将建立的希腊化国家，使得从亚得里亚海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只要懂希腊语就可以畅通无阻，但希腊语却没有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语。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人的拉丁语成为地中海世界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语言，但也没有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希腊语发展至今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希腊人使用，而拉丁语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了，仅在宗教和学术领域里保存着。15、16世纪，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语言日益发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更谈不上什么通用语言了，尽管西欧各国的民族语言都是拉丁语系，但其间的差别还是主要的。
从学术传统来看，中国文化的不间断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加明显。作为中国文化学术思想之根源的《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皆形成于春秋时期，[20]（p.122, 218）对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造成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21] 因此成为华夏文化的核心内容。春秋战国之后，华夏文化曾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变，它像滚雪球一样，历时愈久，愈显博大，愈益精深。如，汉儒经学日趋僵化之时，随之兴盛起来的魏晋玄学和外来佛学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但儒学并没有在这场文化撞击中消声匿迹，而是焕发了生机，形成体系更加完备的宋明“理学”。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是以“六经”贯通古今的。对于西方文化的学术传统，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有着较为恰当的评价，她认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是以其平衡性见长的，希腊人“坚信眼睛看得见的事物，也坚信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是，“自从古希腊时代以来，这种平衡的观点，很少能够继续受到人们的重视与保持。西方世界既没有完全接受精神方式，也没有完全采纳理性方式，而是动摇在它们两者之间，一会儿依附于这一方，一会儿又倒向那一边，从来没有抛弃其中的一方，也没有能力把两者协调起来。”随着希腊城邦体系的崩溃，社会动荡使人们失去了安全感，世人的注意力便由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斯多葛派的盛行和后来基督教的流行都是这一现象的鲜明写照。现世生活的艰难激起人们对现世生活的愤恨，一切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不仅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被看作是邪恶的。文艺复兴一扫中世纪的沉闷，人们开始尽情地颂扬生活，但又出现反其道而行之的倾向，“人们把眼睛看不见的东西统统抛在一边，认为它们是无足轻重的，置伦理道德于不顾，谋求自己的利益”。宗教改革运动，虽然强调了道德观的重要性和人们独立思考的权利，但又否定了人们对生活和美的追求。到19世纪后期，人们为科学真理而奋斗，宗教、艺术和精神作用又被抛弃了。[22](P.290-291)
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这种间断性和不稳定性使西方政治发展史上的“大一统”失去了文化上的底蕴。反之，政治统一的迟迟得不到实现，也使西方文化的发展没有了依托。 四
面对中西方文化上的上述特征，是由中西方政治实践的差异所决定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史有着世界任何国家所不可比的连续性。毫无疑问，政治史上的连续性往往可以成为文化史的连续性的保证。但是，各自文化所具有的内涵特征上的差别，尤其是各自文化与政治的亲合力上所存在的差别对政治史的影响也是重要的。
首先，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要优于希腊罗马古典学者的政治思想，[23](P.101－102) 使得中国文化与政治的亲合力远远强于西方。
中国古代思想家几乎无一不是政治家，对政治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注。哲学家们谈天论道都是以人道、人类社会为目的的，其理论明显带有政治色彩，如孔孟的“德治论”、韩非的“法治论”、老子的“无为而治论”、墨子的“兼爱论”等都是他们根据时代的要求从自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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